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嫁要“六礼告成”。一为“纳采”：男女双方在十六岁以后开始提亲，最初多为女性充当媒人，与男女两家说话，俗称“掏内火”，介绍双方家庭状况，但特别拒绝有“门户”（狐臭）者。二为“问名”：即取“口八字”。经双方家长同意后，始由男方正式请媒（红叶），须是男性，由原“掏内火”之丈夫充当，另请一有声望或公认的正派人物为“陪红”。正式说亲，选黄道吉日取“口八字”（指女的年月日时生辰，以红纸书写），取回后，先在神龛香炉下放三日，以家庭平安无事或是否“进财”验证女方之命运，然后请“算命先生”“合婚”。三为“纳吉”。算命合婚后，再请“红叶”商量日期，正式取“红八字”订亲，男方备金银首饰、布匹、衣物、点心、猪羊腿、鸡、鸭等作聘礼，女方答以衣帽、针线（刺绣品），多寡随意，从无争执。四为“纳征”。取八字后至婚前一段时间，有一次礼节性的联谊，俗称“走头回”，同样由男方送衣物给女方，女方回礼。每次均是“红叶”坐首席，故有“是媒不是媒，嘴上抹三回”之说。五为“请期”，俗称“通讯”。相隔一段时间后，男方再请“红叶”约定结婚日期，双方各自准备并备办酒席。亲友则为出嫁女子送首饰、衣物、器皿或钱财，谓之“添箱”。六为“迎娶”。婚前一日，男方“行盒”（盒以点心扎成），抬食盒（读洛音）到女家，回来抬女方妆奁（出嫁姑娘必须给妆奁）。富者箱柜、被褥、衣服、各种器具，应有尽有，还有银钱；贫者仅衣箱一口或软包袱。旧时，“男一半，女一角”，姑娘出嫁父母以其财产的四分之一陪嫁，故有许多妆奁。往返由乐队奏乐吹打热闹。从提亲、订婚直到结婚前的过程中，婚配的男女当事人，不能见面，不得参与意见。“行盒”“迎陪嫁”的晚上，“令上的”在新房奏乐，谓之“哄床”，以全命人（指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者）二人在新房睡觉，象征新人全命。迎娶前一天，姑娘家母女分别前要哭，一是多年母女情感，临别生悲；二是未卜以后日子是否好过，心中忐忑不安；三是母嘱其女过门后要侍奉公婆，体贴丈夫，好好过日子。但迷信者旨在“哭煞气”。迎娶日黎明前，男方点燃灯笼火把（含寓抢亲古俗），抬空花轿上路，沿途吹吹打打。到女家门，乐奏三通。女家开门，只见新娘头梳倒抓结，身披赁衣，顶盖头，袜套鞋上，由其兄（弟）背上花轿。至男家门，打醋炭（以醋浇燃烧着的炭火，喷出酸味）后，由两个接亲的妇女扶新娘出轿，走红地毯，新郎揭盖头，接着端迎门盅者走；也有的直至堂屋，拜天地、敬家神，在“拜堂”入洞房后才揭盖头。新郎抱“车马头”上供“红鸾天喜之神位”入房。新娘梳头、照镜、修面，脱去赁衣，换上新装，全家吃“和气汤”后，始为贺喜人“双拜”。夜间有好事者还要打趣“闹房”，热闹一番。第二天或第三天“回门”，由女家备办酒席，宴请新郎及亲友。第四天新娘入厨切“试刀面”。八天后再回娘家，谓“熬八天”。民国二十几年，城市提倡“文明结婚”。新郎穿制服，新娘穿旗袍顶罗纱，双方胸前带红花，不坐花轿坐亮轿。举行婚礼时，请地方知名人士证婚，双方家长主婚，“红叶”改称介绍人。亲友来宾即席祝贺，证婚人填发结婚证。婚礼时有乐队伴奏，然后宴请宾客。这种“文明结婚”在民国后期城镇已经普遍。农村仍有沿旧习者，但仪式较前简略。建国后，1952年颁布《新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结婚仪式简化。领结婚证后，即安排糖果，请来贺者吃喜糖，入洞房即成夫妇。婚期一般安排在节假日举行，农村多选择双日子。男方不要嫁妆，女方不要财礼，但传统习惯女方多少总有几件奁妆。“文化大革命”期间，妆奁上摆四本《毛泽东选集》作点缀，以示“政治挂帅”。1978年后一些旧习渐起。农村兴“看家”，即选择吉日，姑娘由多人陪同到男家作客，男家摆酒席，给“启发”，陪同人也有一份，花费颇多。婚礼要男家买“三转一响”（三转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指收音机），富者更甚。1981年后，讲排场要价日高，“三转一响”变成更高档品，有收录两用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原由女方陪嫁家具，改为由男方配置，并由大衣柜、沙发、五斗柜，发展为“组合家具”。迎亲要乘坐汽车，以录音机代替乐队招摇过市。农村则用拖拉机、卡车迎亲，且滥放鞭炮，大摆酒席，铺张浪费相当严重。又有“旅行结婚”者，有的回家后仍收礼待客。旧时夫妻离弃，主要因家庭经济纠纷所致，也有男方嫌女方不育或因生女而受虐待，或某一方道德败坏，喜新厌旧所致。女方父兄因离弃不平而至男家闹事，若女方自杀，即酿成血案，经官诉讼，甚至倾家荡产。建国后，离弃多因感情不合，或因社会职业改变，嫌对方土俗、无知，也有道德情操低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因“政治问题”也造成夫妻被迫拆离。近年经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