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可能是我最后的著作”,88岁时,许倬云有感“来日不多”,想在没有“昏聩糊涂”前再写一本书。这次他没写中国,而是把目光投向美国。自1957年秋天从台北搭乘廉价货轮,横跨太平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许倬云目睹了美国60多年的风云变幻。他参加过平权运动,亲历了“铁锈地带”的衰败、特朗普上台,眼下则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困,可以说,他见证了美国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甲子。作为一位侨居海外多年的历史学家,他时刻充满故国情怀,新书的最后专门辟出一章谈“中国当政何处去”。“总希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许倬云殷殷写道,“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许倬云的历史研究,最后落脚点总是普通老百姓,他总结为“关注常民”“为常民写作”。“我是有受他的影响,就是除了自己那点学问之外,还要关注社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出来说一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看门狗’。”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社会学家李银河说。90岁生日之际,《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中国大陆出版。终生难忘抗战逃难去年,许倬云接受许知远《十三邀》节目访谈,说起抗战逃难时看到走不动的老年人把生存机会让给年轻人,一下情绪失控,哭得像个小孩子,让无数人为之动容。“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许倬云多次写道。经济学家张维迎也透露,2003年许倬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客座教授,回答一个学生的提问时曾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岁月,我知道那种国之将亡的痛苦。”1930年,许倬云出生在无锡一个式微的世家大族。他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出生时手脚就是弯的,8岁以前没法站起来走路,活动范围最多只能到家门口,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在竹筒做的凳子上,手拉着竹筒半寸半寸地跳。抗战爆发时,许倬云才7岁。父亲许凤藻是一个战地军官,被调往离前线很近的地方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带着大小十余口人奔波,前线吃紧时撤退到后方,等到日本人撤离后再前往父亲的任所团聚。《许倬云问学记》中记录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湖北沙市看到的永生难忘的场景。那是一天早晨,家人带他到大门口,说要送刚到的军队出征上前线。家人忙忙碌碌煮开水,一桶一桶送到门外去。许倬云扶着竹凳子站在门边台阶上一望,一排排军人坐在的上一眼望不到边,步枪像小山似地一堆堆架在路边。从早到晚,一批批战士步下码头,登轮往江下驶去。“这些人是真的出征了,不是调防。”父亲告诉许倬云。母亲一听就念起佛号:“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当时,年幼的许倬云一下就记住了母亲那句话,感觉自己开始懂得了一些生死,而江边看到战士上前线的那幕景象也就有了特殊意义,“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此后的八年,许倬云形容为“八年的颠沛流离”“八年的炮火与灾难”。他无数次幸运地在大轰炸中死里逃生,又无数次看到死亡在身边突然降临,“死的人没有任何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逃难过程中,唯一的暖光是在农民家借宿时,总是受到无私照顾。他们把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大家一起吃,许倬云由此对农民充满感情。长期在农民那里避难,也让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夫种田,老农夫妻聊天,小孩子在地里抓虫子……多年后,这些农村生活场景还在他的著作中不时出现。历史研究为常民写作抗战期间与农民密切接触的经历,影响了许倬云此后的历史研究视角及方向,“兴趣最大的是老百姓的事”。多年后,他用英文写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两部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与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喜欢唐宋不同,许倬云对汉代情有独钟。他在《十三邀》中说:“汉朝将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人才才能出,财富才能出,这是交通线的末梢。城市都是交通线上打的结,商人、官员都在转接点上。”“编户齐民,汉朝是做得最好的。”张维迎回忆,许倬云和自己当时的北大助教聊天时不无得意地说,他虽然生长在城市,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直接参与农业劳作,但他是懂农业的,所以才能写出《汉代农业》。稍后完成的代表作《西周史》也独辟蹊径,没用专门章节来讲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周朝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此还受到过一些人的批评。但许倬云解释,自己治史的着重点是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而且在如今这个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许倬云更是不止一次提到“常民”这个词。所谓“常民”,就是老百姓,他们在历史罅隙中最容易被忽视。但许倬云认为,正是常民创造的民间传统文化精神,留存了宝贵的价值。他试图由此切入,重新反思和反观中国文化,为中国避免患上西方那样的现代文明病提供一剂药方。同样的思路在《许倬云说美国》中也有体现,他花了很多篇幅讲美国和西方社会历史,最后说,希望美国历史能对中国社会有所启发,因为“全世界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许先生的著作,气象与格局都很大,这与他的内心拥有家国天下的大关怀有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中国文化的精神》导读中说,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得以和许倬云认识。一天,许倬云把他叫到办公室,不谈具体学问,而是与他讨论当今世界文化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令他感到深深的焦虑,不吐不快”。伤残之身影响人生思考抗战期间一家人跟着父亲到处转移,许倬云的腿又不好,没法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上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无锡老家,才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一,第一次踏进学校大门。这之前,许倬云就自己在家看父亲的书。许凤藻毕业于被称为“中国海军军官摇篮”的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年也在此求学。他虽是武官,却酷爱文史,经常叫许倬云一起看书。10岁时,他的阅读已经非常庞杂,除了武侠小说,有《史记》《左传》《饮冰室文集》,也有时事报刊《大公报》《时与潮》。此外,父亲每天都会看战报,或从无线电里听大西洋战争的情形,然后拿出地图告诉他,大西洋的海战在哪里发生,双方战况如何等,许倬云从中学到很多地理知识。父亲直接影响了日后他对历史的喜爱,“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文辞等。”伤残之身也影响了许倬云的性格。许家孩子多,他却不能和大家一起玩。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坐在门槛或凳子上看蚂蚁搬家,以及哥哥姐姐们奔跑跳跃,但只能以欣赏者的角色,自得其乐。他多次说过,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残疾,因此“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求安心”“寻找安顿自己的地方”,不管是在著作中,还是在接受访谈时,是许倬云反复强调的一点。在他看来,时代变化太快,新科技层出不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都在被不断解构、重塑。在此过程中,小到个体,大到国家和文化,如何在“变”中寻求安定和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事。这个问题许倬云想了一辈子,直到90岁,依然还在不懈地思考。对王小波影响最大的老师1970年,台湾地区危机四伏,知识分子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对象。此时,许倬云恰好接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邀请,台湾大学师长劝他“去了不要回来”,许倬云便开始在异国侨居。许倬云在匹大的教学生涯,至今都被反复提及的一段经历,是收了作家王小波当学生。1984年,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许倬云是她的导师小组成员之一。当时匹大东亚语文学系主要教外国小孩学中文,完全没有值得王小波修习的课程,于是就挂在许倬云名下注册上课,整个课程只有他一个学生,没有指定教材,谈话也漫无边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在《忆王小波》中说。他还告诉王小波,写小说要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我印象里当时小波应该是在写《唐人故事》,其中有一篇他给许先生看了,许先生的建议对小波是有影响的。”李银河说,她对许倬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文笔特别好,写的东西跟一般学者,尤其跟国内很多人不一样,“所以他给小波提的建议,小波非常重视”。1991年,许倬云看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后,推荐给台北《联合报》,并获得中篇小说大奖。这也是王小波生前获得的少数海外文学大奖之一,在获奖感言里,王小波专门感谢了许倬云。“小波文章里提到‘我的老师’时,都是指许先生。他是非常清高的人,一般的人不会留下很深印象,就不会称为老师,但许先生是他最推崇的那位。”李银河说,从许倬云写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上课实际就是聊天,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小波他看的书可杂了,特别多,不光是看正史,也看野史,所以才写《红拂夜奔》那些唐人的奇闻逸事。这两位碰到一起,你说得撞出多少火花?”李银河说,当时许倬云已是名声斐然的历史家,而王小波的历史研究又是业余的,“我想他们那种精神上的交流,对小波后来的成就应当是有特别大的影响”。《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许倬云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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