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俊清时间过的真快，生于一九六二年的我，转眼就是一甲子了，一九六七年我就上了小学，那时候山区还没有幼儿园，当时的学堂在一个地主家的堂屋里，是一个大院子，中间有天井，民办女老师当年才十八岁是我的婊亲戚，按辈份还得叫我婊叔。我们家到学堂不远，隔着条小河，下大雨河里涨水，老师还亲自背着我，把我送到家里。一九六四年第二个妹妹出生，一九六八年老三出生，我脚下有个四个妹，七o年和七四年生的两个妹都去逝了，头上两个姐姐是父亲第一房母亲亲生的，我称为大妈她一九五八年就去逝了，爷爷奶奶也就是哪年去逝的。那年我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山里边筹办农场，机缘巧合的是那年冬天，我外婆被改造，我妈跟舅舅在家烤火，把房子给烧了，下着大雪的天气，我妈跟舅舅赤着脚牵着手，在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的街道上沿街乞讨。那时称我父亲是下放干部，身边还有勤务员跟着，我父亲很同情我母亲姐弟俩，就把她俩安排进农场里，也因此而结缘，一九六一年，母亲十八岁，正是跟我父亲结婚，一九六二年生了我。母亲是个文肓，跟两个姐姐处的关系不怎么好，大姐只比我母亲小二岁，小姐是一九五六年生的吧，我记不清，十几岁自己流浪到外地，我们隔壁的邻县山区里，被一个好心人收留为义女，八十年代回来认过亲，那阶段我在地区专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此后以只忙于工作，也没见过面，大姐，大姐夫，我们时常有联系，缝年过节，我都去看看，两个姐姐的儿孙都很有出息，我这人混的不怎么样，也不好意思去联络。必竟姐姐对我母亲心生介蒂，有矛盾吗，父母去逝他们都没上门，我的条件又不许可自已去行走。我读书的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称为荒废了的一代人，当年突出政治，政治思想抓的紧，学校今常都有大量的劳动课，把我们拉到改造梯田的工地上捡石块，做宣传(主要是唱歌)。人生的路上，我遇到好老师，这也是我现在的文化基础，一九八o年我进入国企，那年十八岁，进国企，首先把我送到财贸学校培训半年(中专)，以后又送到职校培训(中专〉，这也给我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营企业跟私企的差别是没有宗族地域性别年龄弃视，大家都是天南地北的人，文化素质，素养，守纪律，自我自律性比较强，每个人都能独挡一面。在企业里我拜个师(老中医，旧社会同庆堂)，跟师傅学会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从业方面追求事物的本源，正正经经的做事。一九八五年，公司领导有心栽培我，给予起动资金若干万，目的是叫我出来为公司创收，合同签了后，门面牌子都挂了，而且上报到主管局，也批准了，领导告诉我，你是独立核算的，税收，你的工资，员工工资都是由你安排，把公司的上交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你是第一个吃盘蟹的人，也许你就是第一个富起来的人，这件事被守旧的父亲给挍黄了，他至始至中都认为领导把我带坏了。我父亲是个很节约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嫖，不赌，不浪费，但是他至死没留下分文钱财。他的干涉让领导很没面子，即使后来我借高利贷创业，他青年时的同学，同事到我那里下棋喝茶，都说他:"你自己没本事帮助己的儿女，你就不要扯他们的后腿吗。有人帮扶是好事，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从此后，棋也不跟人家下了，好象他人在挑唆我一样。一九八五年，全国之间一夜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有如春风拂面，一夜花千树，那一年我被山里边一家农贸公司骗了上万元资金。一九八九年中国开始收缩银根，公司资金紧张，挂职收账，因为这笔钱是我签合同，我是主体责任人。这笔账转到我个人头上了，那祸害拿钱开了煤矿，煤矿不产煤，他也跑路了。没办法我在乡下有人缘关系，做点倒卖生意养家，听人介绍收些瓷器有利可赚，因为那么多年在城市里跑业务，知道一些市场，背着瓷器到福建的厦门，老板看后说这些民间的家常日用瓷器不值钱，没价值(主要是帽筒，罐子，大拼盘。)还有一把青代的红缨枪，它把我害的惨，属于管制刀具。因为钱包被偷，身无分文，夜里露宿街头，被巡逻的抓到，从行李箱里搜出有刀子，我还因此被关了半个月，出来后我进了一家砖厂，当窑工，当年要压两个月的工资，但是平常每半个月按人每日发五块钱的生活费，我干了一个月省吃用节约了一百多块钱的路费，跟公司联系以后，公司的领导又安排我回公司上班，账挂着，利息月月扣，那时候一个月只有五十几块钱，平常下晚班，我有时间，骑自行车到乡下收中草药赚点差价，因为有了打工的经历，沿海人的经济头脑让我佩服，在公司办公室做技术工作清闲，老婆会做豆付干，我就办了一个豆腐加工厂，虽然挣的不多，比工资高许多，很辛苦，做豆腐都是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十二点，早晨五点钟都要把板车子推到市场，八点钟我上班，老婆守摊卖，中午十二点我下斑去摊车回家，(国企中午两个钟点的休假)，简单的吃点饭，把煤灶烧燃，加上一锅水烧开，把泡好的黄豆打磨成豆浆放锅里煮开，而后用包衭过渣，豆渣也可卖钱，也可养猪。按部就般的日子没坚持到一年，过去山区的供销社跟我们有直系业务关系，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后，这层旧的隶属变了，公司决定在几个南部大的乡镇成立药业分部，我的情况领导知晓，并没有安排我进山，但是后来发生几件对不平账的事后，因为我接受过财经培训，就调我进山里管钱，管账，每个月把账面对平，(财，物，应收款项)，我管这些事时，没短过，家里老婆一个人干不下来，后来干脆停了，自己在我住的职工宿舍后面的阳台上养猪，养鸡，早晨搞点油炸小吃。小日子也算过的滋润，有时候老婆也进山里来玩上个把月，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回公司交账，钱不多了，要提现金，卫生院的批发款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欠款的应收款，财务每个都会下达应收款摧缴通知，业务员也有责任摧收。后来山里边的负责人调换，我成了负责人，管现金的跟业务员，为减轻他们的负担，只做一件事，他们一点责任心都没有，那几年遍地都是歌厅，赌赙，嫖，他们尽然每个月的账都对不平，我决定查账，一兑账，收购管钱的人说是请假有事，一个搞业务销售的也不来上班，因为当年公司财经纪律规定，五千块就是最低立案条件，这件事领导说:"我是领导，要有肩膀头，你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可是后来，我放过他们了，如今以过了二十几年了，企业破产后，从我的安置费里扣抵，我都没见他们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未完)(注:水过三秋，不追责，想起来都恼心，过去把我当鳌吃，打工呢，我还是鳌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