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家鞋厂的生产车间。图/视觉中国本刊记者/李明子从温州市老城区向西北行驶约5公里到双屿镇，便是知名的“温州鞋都”。改革开放初期，温州老城蒲鞋市（街道）洗脚桥下的一个个手工皮鞋作坊逐渐发展壮大，迁址双屿，形成了集约型产业群落。在鞋都方圆10公里走一圈，就能找到制作一双皮鞋所需的全部上百个零件。并称全国鞋业重要基地的“三州一都”（广州、温州、泉州、成都）在经历各种产业外迁变动后，只剩温州还具备这样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双屿见证了温州取得“中国鞋都”的辉煌，也经历了民间借贷危机后老板纷纷跑路的低谷。如今，鞋都仍滋养着制鞋产业链上几千家公司，每天上下班高峰，这里都是温州市最拥堵的地段之一。2月7日，虎年春节假期后的开工第一天，温州路面上车流骤增。“工厂初七上班就开工，就目前来看，2022年前十个月的订单量就比上年至少增加了30％。”巨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潘建中说，外贸公司一般在年初就会拿到全年生产订单。受惠于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企业产能稳定，原本因人工费上涨而流失到东南亚的外贸生产订单，从2022年开始逐渐流回温州。潘建中相信，这次订单回流不会是短期现象。挺过两年疫情的冲击，温州鞋革业产值也正逐步恢复到2019年相当水平。“不过，疫情也让这个传统行业的一些弊端提前爆发了。”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办公桌上一份名为《全国规上皮鞋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地区占比》的文件显示，2020年浙江省全省的皮鞋产值在全国市场占14.59％，远低于福建的57.47％。换句话说，温州的皮鞋过时了。就像温州其他支柱型传统产业一样，鞋革业同样面临如何转型升级的困惑，正如“温州模式”近些年遭遇的困惑。“温州模式，本质是民营经济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杜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温州模式对今天仍可挖掘借鉴之处在于，如何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活力。疫情下的三角债困境疫情一出现，贸易订单马上有反应。“起初是国内工厂停摆，无法生产供货。等到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工厂恢复生产，海外又开始了疫情流行，国内采购好的货又发不出去了。”温州一家外贸企业总经理夏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公司2020年的出口业务量缩水一半，加之运行成本上涨，公司2020年勉强盈利几十万元，只是往年盈利的零头。受疫情影响，2020年温州鞋类出口几乎被拦腰斩断。据第三方机构对温州六百多家鞋业出口规上企业的统计，当年出口数量同比下滑38.79％，年出口货值同比减少99.47亿元。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航班班次消减，叠加海外港口装卸能力不足等因素，出现海外空箱滞留严重、而国内“一箱难求”、航运价格攀升的现象。“眼看运费一倍、两倍、三倍地增长，都快追上集装箱本身的货值了。”夏勇介绍，货柜从宁波港、上海港运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或德国汉堡，原来每个货柜只要每箱2800~3000美元，2020年涨到了每箱1.5万美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夏勇是温州最早一批下海做外贸的体制内人员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夏勇所在部门响应政府号召办外贸公司，由于没有正规经营权，和温州其他合营、民营外贸公司一起，关系挂靠在全市唯一一家有经营权的国有企业。2000年后，公司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夏勇的公司积累了鞋服、五金、建材、低压电器、阀门、卫浴等几十类产品的贸易资源。物流成本倍增，对一些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夏勇公司的外贸商品主要来自温州特色传统制造工业，其中鞋服产品占比就超过了60％，产品附加值不高，一个货柜本身就只值三四十万元的产品，运费成本不断上涨，分摊到每件商品上的利润微乎其微。每年八九月，欧美国家市场开始准备圣诞、元旦物资，是外贸交易高峰期。由于国内港口一柜难求，采购好的货物只能压在车间。夏勇公司往年要运出去一千两三百个货运柜，2020年只出口了几百个。很多民企都经历了类似难题。2020年夏天，在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鞋都的厂区，巨一生产的鞋子无法出口，都堆到了集团董事长潘建中的办公室里。巨一集团兼具工业制造和进出口贸易。“因为疫情，企业收款账期在延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潘建中说，原来公司出口美国只需15~20天，到欧洲35~40天，疫情之下，货品运到美国需要四五十天，到欧洲可能要60天。收款周期延长，贷款利息增加，但国内企业材料月结、工人工资月付，企业运营成本在大幅提升，资金压力很大。“疫情打击下，很多企业深陷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因为上游拿不出钱，下游企业的经营压力更大，2020年不少中小企业关停。”上述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说，“疫情让温州鞋革业提前进入了洗牌期。”2020年8月1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助力市场主体纾困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延长金融支持政策时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支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金融通、加大外贸出口支持力度、推动出口转内销等政策。夏勇说，从2019年下半年起，返还三项社会保险、房产税缓交等政策，帮助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就像病危时得到了呼吸机支持，企业在最难时得以喘息，至于之后能否活得更好，还是要看企业自己能不能开拓出新的市场和渠道。“政策帮扶是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说雪中送炭，但不能彻底解决资金问题。”他坦言，由于业务规模在疫情中大幅缩水，一家与夏勇公司长期合作的地方银行突然压贷50％，这对企业发展才是更为致命的打击。“公司虽然不至于马上关门，但业务规模肯定会因资金缩水而进一步缩小。”夏勇担心的是，公司因此进入“业务缩水-无法融资-业务规模受限”的恶性循环，而另一个潜在风险是，其他几个合作银行可能跟风压贷，那时企业就真的无路可走了。2021年9月下旬，眼看贷款到期还有两天。温州市金融办给银行发了公函，与银行协商，夏勇最终拿到了上述地方银行新审批的授信，但打了8折。“银行贷款实际是折上折。”夏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用公司办公房产进行抵押贷款，评估房产时打折，贷款审批时再打折。贸易讲究的就是“产品好、价格低”，加之国际惯用的“赊账赊销”的付款方式，外贸公司的发展严重依赖资本实力。由于没有资金支撑，夏勇公司交易额从最高时的1亿多美元缩减到了现在的4000多万美元。温州市金融办企业服务处处长卓朝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与银行协商不压贷、不断贷，还有贷款平移、分期代偿、利息减免、利率优惠等十条具体举措，这些并不是疫情出现后才发明的，而是从2011年温州借贷危机发生后逐步探索出来的经验。持续为民间借贷“排雷”即便再难，夏勇也没动过“民间借贷”的心思。“你找别人担保，别人也会找你，万一担保链出问题，公司可能直接破产倒闭了。索性不蹚这滩浑水，没有钱，无非业务做小点，还能活。”夏勇说。但无数温州小微企业却在这点上栽了跟头。2008年，已经创办11年的芙蓉印务年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公司创始人、李干周的父亲决定扩大企业规模，与朋友合伙买地、建厂，还从德国引进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打印机，单这两台设备就花费了3200万元。李干周父亲一直没告诉家人，当时到底借了多少外债。随后两年，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很多得不到金融支持的民营中小企业转而依赖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2011年清明节后，温州市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突然失踪，被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据当时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9月底，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由此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章华妹展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本版图/中新危机爆发次年，全力维持公司运转的李干周父亲突然生病住院，直到接手公司财务，李干周这才得知，当时芙蓉印务已经欠下2.45亿元外债，其中欠银行1.8亿元，民间借贷约6500万元。2012年10月，芙蓉印务曾经担保的一家鞋业公司出现债务问题，被担保公司老板跑路，芙蓉印务因此又背负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公司的业务空间还很大，但每天因为债务问题奔波，我没有精力管理业务、把企业做大。”李干周回忆，他每天从睁眼就在算账，当时公司因经营问题，年亏损1800万元，平均每个月亏损150万元。他既要想办法填补亏空，让企业运转起来，又要想办法完成银行定期还款，应付随时上门的民间债主。更要命的是，在借贷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账上没有现金，就没有生意伙伴。那时李干周每天几乎都被借贷填满，不是还债，就是在借钱的路上，开车像开飞机，走路全用跑，争分夺秒地借钱、还债。一边从银行贷款还民间借贷，一边又从民间借高利贷还银行的欠款，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当时每年民间借贷的利息就有约500万元。为了还债和维持公司运营，李干周卖掉了自己的婚房和汽车，李干周大哥和二哥的自有住房也拿去银行抵押或变卖抵债，全家十几口人搬进工厂办公楼，以厂为家。然而，在十多年前，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并未如此困难。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这也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文章《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首次公开提出“温州模式”，即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繁荣的民间经济催生了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上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出现。最初只是几个人组成一个互助会，每人出一笔钱，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记载，在1984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虽然温州民间金融几经崩盘和整肃，但民间金融活动从未断绝。杜创介绍，很多民营企业家既是借款人，又是被借款人。个人债主或民间借贷机构有很多甄别借贷风险的“土办法”，比如借贷双方来自同村同镇，一方是被另一方看着长大的，容易获得信誉担保；再或者，借债企业就在民间借贷机构附近办厂，债主可以时不时去查电表，通过电力损耗判断企业生产状况等等。“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求。”杜创说，但也正因为民间借贷的审核条件宽松，时常容易爆发系统性危机。李干周一家的危机也最终在2014年9月被引爆。一家长期与芙蓉印社合作的小额贷公司在收到300万元还款后，不再借贷。芙蓉印社的300多名员工中，还有1/4以上是残疾人士，福利性企业倒闭会带来更大社会风险，李干周走投无路，到永嘉县金融办寻求帮助。永嘉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很快成立利率专项协调小组，从三方面帮助企业纾困，协调银行对芙蓉印务不抽贷、不压贷，协调银行降低企业贷款利息，并通过政府应急转贷资金，帮助企业低成本资金周转。转贷是民间借贷链条上最容易“爆雷”的环节。临近银行贷款到期时，很多企业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还贷，就去民间借款，一来民间借贷利息高，一度达到25％以上；二是把钱还给银行后，银行不再授信，民间借款无从偿还，企业只能倒闭，或是债款转移到担保方身上，从而衍生出新的民间借贷危机。2011年下半年开始，温州市政府就成立了应急转贷资金，为困难企业转贷提供过桥（帮助）。“这些都是温州的创新举措。”卓朝华介绍，同时，业务部门通过梳理，将生产经营正常、市场前景良好、信用良好、只是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列入“白名单”，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2012年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首位借款人是温州本地的个体户胡先生，以汽车作为抵押通过中介机构向出借方借入5万元，借款月利率为1.6%。“单单银行利息降下来这一笔，就帮我们省下了三四百万元，这笔真金白银就是帮企业重新活起来的新鲜血液。我当场就跟金融办和银行的人说，我有信心一定能把企业做好。”李干周回忆说，解决了资金问题，第二年，公司就盈利了200万元，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正常，到2018年盈利达到了1900万元。“民间借贷风波对企业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资金链和担保链破裂，解决企业债务危机，重点是紧盯‘两链’。”卓朝华说，温州排风险、控源头、快处置，打出风险化解的组合拳，加强“政银企法”四方联动，实施了一系列稳企业、防风险的创新措施，推动温州从“风险先发”到“率先突围”。作为全国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该法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单笔借款金额300万以上、或累计借款总额1000万以上、或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民间借贷，要强制备案登记。这项要求的目的就是要将民间借贷行为“逼”进政府监管的“笼子”，避免出现过去“几百万借款不打借条、一个电话搞定”的“义气”现象，从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公开数据现实，登记中心2019年的登记量在90亿元左右，2020年缩减到30亿元不到。温州市金融办金融稳定处副处长朱婕分析，借贷登记规模缩小，固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民间登记意愿受政策影响会更大一些。“民间借贷整体规模缩小是肯定的，只是缩小到什么规模很难评估。”杜创表示，登记备案也是一种监管，自然会减少不规范的借贷行为，同时，借贷危机爆发后，老百姓参与民间借贷会更加谨慎与冷静。不遗余力地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在夏勇的印象中，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牵动整个温州信用体系崩塌，金融环境变差，民营企业去银行系统贷不出钱，“别说见行长，连银行业务员都请不到”。银行压贷从六七年前就开始逐渐出现了。公司原来每年单从其中一家国有银行就能贷出1亿元，借贷危机出现后，从2015年前后开始，银行连年压贷，到最后每年只能从上述国有银行贷出3000万元，贷款产品结构也不适合中小民企，夏勇只能放弃与国有大银行合作，转而向多家规模较小的银行贷款。“比起供给不充分，金融机构服务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大企业信贷扎堆，小微企业一贷难求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课题小组在《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温州实践》一文中总结。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在30％以上。2020年继续加码，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2021年，继续贯彻30％以上的总体增速目标，并在减税降费方面下重力，要求“务必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结构性货币政策来支持小微经营者融资，银行业机构也已经不断加大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力度，但货币政策的传导难以形成毛细血管式的渠道，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时有反映，具体表现为贷款门槛高、贷款额度低、融资成本高、审批周期长等。“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天然存在困难，这是国家金融结构决定的。”杜创分析说，大型银行从总行到地方支行业务链条长，为控制金融风险，也为防范企业与基层银行分支机构合谋，放贷前会严格核对企业的“可验证信息”，例如可信的财务报表，或具有高价值的有形资产及其他抵押品，而这些通常是小微企业所不具备的。加之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财务不透明、风险不确定等信用问题，一旦整体流动性不足，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就会首先受到限制。方培林，1984年成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2019年4月，温州市“金融大脑”正式运行。该平台综合了民营企业在各个部门归集的20多类相关经营数据与150多类标签，通过数据深度挖掘技术，对全市范围内企业进行风险识别，量化企业信用和风险程度，并将其作为衡量企业金融风险的指标提示，帮助金融机构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过程中快速识别企业优劣。“温州人要强，企业能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不会主动找政府帮忙，等到自己解决不了再去找政府时，问题可能已经比较尖锐了。”卓朝华说，处置办承担着类似于消防员的角色，不仅要有事后应对措施，还要有事前风险预警。“某种程度上，我们构建了一个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闭环。”温州市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刘逍介绍说，温州政府一向不遗余力地将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作助力民营企业经营的重点举措。政府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通过信贷资金支持、发债等不同方式，有针对性地帮扶企业。如果企业纾困成功，可持续壮大，甚至上市；如企业没能顺利渡过难关，出现风险，则由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办做后续对接。为进一步解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的问题，温州市金融办还推出了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平台相当于金融产品的线上超市，一边对接寻找融资项目的企业，一边对接银行，提供好的金融产品，以此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两多两难困局。”温州市金融办统计监测处处长金长效介绍。“温州模式”背后的市场活力“1月份各大门店卖得大张旗鼓，转眼到了2月份，门店销售活动几乎全部暂停。”回顾2020年初的销售情况，浙江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蔡荣发说，原来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的专门店突然“没饭吃”了。疫情倒逼线下销售转向线上。蔡荣发回忆，原来鼓励线下门店做直播销售，把库存打通，没人愿意做，因为线下生意太好。结果疫情一来，瞬间把“上线”率从20％提高到了80％。康奈很早就开始进行智能制造升级，从引进电脑切割、自动化缝纫机，到六个月后上线巨一那样的智能化生产手臂。温州市政府早就看到了信息技术对实体经济创新和生产率的推动作用。2016年5月，《温州市智能制造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出台，两年后，温州市又发布了《培育发展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动计划（2019~2021）》，把数字经济、智能装备等五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2019年12月又公布了《传统制造业重塑计划》。在巨一集团的智能车间，打磨、刷清洁处理剂、刷胶等工序密闭操作，并由机械手臂替代了人工。摄影/本刊记者李明子电压电器行业龙头正泰集团在温州乐清的数字化车间，是2020年疫情过后温州地区率先全面复工的工厂之一。车间里已经看不见伏案的流水线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手臂、焊接机器人和自动包装机台。智能车间可24小时满产状态，降低43％运营成本的同时，生产效率至少可提高3倍。官方数据显示，温州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90％的税收，完成了92％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和95％以上的外贸出口，提供了93％以上的就业岗位，拥有99％以上的企业数量。温州民营经济的“99999”格局，远远高于全国民营经济“56789”的水平。不过，《温州民营经济蓝皮书》其中一篇文章也指出，温州大多数企业还处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初始阶段，智能化成散点状，产业链条短。已经智能化的工艺多集中在产业链中下端，“机器换人”大多仅限于某些工业环节，还未实现全覆盖。在产业结构上，传统制造业仍是温州的优势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2019年，温州电气、鞋革、服装、汽摩配和泵阀这五大支柱产业的规上企业总产值合计2286.63亿元，占温州市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1.79％。另据《温州统计年鉴》，同年信息产业规上工业物业总产值为159.50亿元，仅占全市的2.92％，低于浙江全省水平6.67％。温州自身也面临着人才流失和企业家交班的挑战。温州大学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很少选择留温工作，地处浙南的温州，既融不入“长三角”的抢人大战，也融不入“海西”的抢人大战。另一份调研显示，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5岁，80％的一代企业家希望子女接班，而第二代企业家由于教育背景好、兴趣差异大等原因，只有30％愿意接班。温州市一传统制造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回忆，进入21世纪后的头十年，温州企业家积累了一定资本，很多人盲目投资，开始炒房、炒煤、炒大蒜，什么赚钱投什么，资本逐渐“脱实向虚”，恰恰在这时错失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窗口。加之随后出现的借贷危机，温州民营经济整体向上的步伐被阻断，以致大部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水平低、附加值低，陷入低水平内卷状态。温州民营经济转型如何寻路？杜创指出，从传统制造到高新技术，看似产业升级，但其实是两拨人分别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不是某一个群体在不停地升级迭代。2021年5月19日，温州一家企业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出口的按摩器材。图/IC杜创用了一个很有趣的类比，上世纪90年代的温州看上海浦东的高新技术产业，或许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东北看待温州市场化经济一样。1990年代的温州，传统制造产业发展正兴，企业没有转型必要。另一个现实问题是，那时温州用地趋于饱和，没有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不像改革开放初期为“填饱肚子”那样迫切，温州企业没有动力进行转型或升级。有研究文章指出，温州民营企业整体仍以传统低小散产业格局为主。“多小散乱，看着是贬义词，但在有些行业中，这样的格局反而是好的、有活力的、能够分担风险的。”杜创回忆，去年五六月份他到温州调研，发现某个辖区有上千家鞋业设计和制造企业，且大多数为小微企业，他很好奇为什么政府不推动企业合并。后来调查发现，鞋服行业的设计制造周期长，年初就要设计第四季度产品，万一押错流行趋势，产品压仓，企业可能就破产倒闭了，而大量中小微企业的存在正好对冲了这一风险。而如果全温州全市只有两家巨无霸鞋企，一家押错潮流趋势，其最坏结果可能是全市一半从事鞋革制造的工人面临下岗。更有趣的是，杜创发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老板到温州鞋都撞大运，只做细分市场，赌对一次潮流，可能就发家了。在杜创看来，多小散的产业格局反而有利于行业创新。小微企业为发展壮大，会自主试探多种发展可能，而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活力，正是温州模式在今天的借鉴意义所在。“怎么转型，如何升级，最终要交给市场判断，企业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不是100％数字化就是适合企业最佳选择。”杜创说。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稳住产业升级不能脱离自身优势，否则越努力越落后。“保持原生态的市场活力，对温州很重要，对国家层面的经济稳增长也非常重要。”杜创说，经济可持续增长最终依靠的是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要让民营经济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民营企业探索更多可能。（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夏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