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天灾的话，种粮食的收益，总体来讲，还是很稳定的。”刘松是东北的种粮大户。自从2013年成立合作社种植玉米以来，他除了2016年“玉米价格1元钱3斤（湿粮），没有挣到钱”以外，基本上每年都有收益，一垧（15亩）地的净收益，从最初的2000~3000元，近年随着玉米价格上涨，能达到7000~8000元，最高甚至1万元。目前，刘松担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桦泽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该合作社种植粮食的面积达到1.05万亩。其中，七成是土地流转，三成是生产托管。这两种模式，前者是为自己种地，最终收益归合作社；后者是帮农户种地，合作社收取一垧地5500元的托管费用，承担从种到收的全部生产环节，最终收益归农户。玉米、水稻、小麦，并称三大主粮。以2016年这个标志性时间节点为界，玉米与口粮（水稻、小麦）呈现不同运势。这一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代之以“市场化收购+补贴”新机制。从2004年起，尤其是在2008年下半年至2015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加持下，玉米价格气势长虹，走出了超过10年的牛市行情。2016年，玉米价格经过短暂调整，触底后强势反弹，尤其是2020年走势陡峭，甚至超过小麦、水稻，也超过临时收储时期的保护价，创下历史新高。至于口粮作物，虽然也有起伏，但走势平稳整体向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兴起壮大。玉米，或者准确来说粮食的“疯狂”，除了体现在产量、进口量，包括价格，以及由价格延展开来的“囤粮客”外，还体现在种粮大户流转土地的面积上。尽管“大国小农”仍是中国的基本农情，但这样的现实正伴随土地规模化的演进，而悄然发生改变。在不触及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的前提下，农业的规模效应除了体现在土地流转，还有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这背后既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实注脚，还是中央对于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比如，“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兴起壮大的种粮大户从2009年开始，刘松就经营起了粮食贸易生意，在村子里建起粮库，收购玉米、水稻。直到2013年，他才开始介入产业链前端的种植环节。当时的刘松，也有着自己的盘算：收购粮食每年只有冬天才有活干，留不住人。再加上国家每年还有玉米临储收购政策，“只要能种出来，国家储备库就收”。这种方式既简单直接，又有利可图。于是，他立即着手成立合作社，“夏天种地、冬天收粮”。此举也直接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青壮年劳动力就都走得差不多了”。刘松所在合作社流转土地的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增长至如今的1万多亩。短短7年时间，就实现了上百倍的增长。当然，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增长，也是符合市场理性的。从投入成本来看，合作社在跟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供应商谈判时，有着很强的议价能力，能够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同时，规模化种植以后，便于使用大型机械进行作业，以及由专业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实现粮食增产。在销售方面，玉米收获集中上市后，价格相对较低，不着急卖粮的农户，一般会先囤上几个月，待来年粮价上涨之际再卖。当然，也有粮食贸易商会借助“金主”提供的托盘资金，根据时机，选择是否多囤一些。靠着做粮食贸易起家的刘松说：“这可比直接种地卖粮的收益好很多。”土地规模化种植所带来的收益，也吸引王汉返乡创业。早在2011年，王汉就回到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创办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并担任负责人。经过10年的发展壮大，包括今年刚流转过来的8000多亩地，合作社旗下种植规模达到2万亩。其中，托管当地种粮大户土地约1.3万亩。王汉称，当地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大部分人会选择外出务工，把土地流转出去，这为合作社进军种植环节以及为种粮大户提供托管服务提供了机会。再加上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成熟，基本上所有的种粮大户都采用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模式。“规模化种植以后，合作社可以开展小麦良种繁育推广、优质专用小麦订单生产，既能保障质量，同时又能增加收益。”受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影响，王汉2021年种地收益微薄。虽然前半年小麦产量、市场价格都很稳定，收益还可以。但到了后半年，玉米损失较为严重。靠着保险公司理赔，再加上种小麦的收益弥补，综合算下来，每亩地只能挣100元左右。王汉称，“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最大的变量，农业保险可谓是‘最后一道防线’。今年地方保险公司正在试点将租金、农资等成本也涵盖在内，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后，保额将大为提高。要是将来大面积推广的话，种粮就更有保障了。”大规模种地超过10年的赵元俞，是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的种粮大户。2007年，他从规模种植棉花起步，顶峰时期棉花种植面积超过900亩。后来由于棉花收益不高，开始改种小麦、玉米。“以家庭农场形式（规模化）种地，收益还不错。要不然也不会从500亩，壮大到5000多亩，2022年有可能超过1万亩。”在高唐县当地，土地流转率很高。虽然要求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但如果运营能力跟得上的话，也支持流转土地的规模扩大。赵元俞称，之所以当地种粮大户多，最主要还是种地能赚钱，尤其是2020年玉米价格上涨，大家都赚到钱了。同时，农业规模化的好处，还能够有效抵御市场风险。比如，2021年，农资价格上涨，仍能够以相对合适的价格，买到高端产品。不过，2021年的玉米产量，要比往年差一些。他说，“往年玉米亩产量能达到1400斤以上，今年就只有1000多斤，这主要是受自然灾害影响，往年10月份玉米就全部收获，今年收获期雨水多，到11月还收不完，玉米也受潮霉变，农户直接就放弃了。”刘松、王汉、赵元俞，是国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壮大的一个缩影。伴随土地流转面积的增长，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有明显提升。根据202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一文，2017年，全国流转到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耕地面积约占同年全国流转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2.53%，比2011年提高了10.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也日益上升。首辅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席经济学家陈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十九大报告中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该是指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服务体系。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互助合作的载体，也是受托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选择，还可望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枢纽组织。下一步是“大户之间的竞争”近些年，农村劳动力外流，雇工成本增加，再加上地租的大幅上涨，而粮食价格却并非一路上涨，种粮大户仍然面临风险。刘松直呼“没有挣到钱”的2016年为例，玉米实行“市场化收购+补贴”后，价格出现过断崖式下跌。这导致前一年种玉米的大户，虽然丰收却最终亏损，一年到头“种了个寂寞”。对于种粮大户来说，农业种植的成本，主要包括地租、农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环节服务（机耕、机收、打药、施肥等）。地租占农业成本的大头，达到40%左右。以玉米为例，东北地区地租涨幅最大。黑龙江的刘松称，2013年最开始流转土地，价格是一垧地4500元，2021年就到了1万元。2022年，地价还不确定，可能得1.3万~1.4万元。山东的赵元俞称，一亩地的租金从2019年800元，涨到2020年的900元，再到如今的1000~1200元。虽说合同是5年一签，但租金还是随行就市。2021年以来，化肥价格持续上涨。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数据，1~8月，国产尿素、国产磷酸二铵、氯化钾和复合肥平均出厂价同比分别上涨31.4%、41.4%、23.2%和25.7%。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习银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今年的玉米价格，前者对普通农户斤粮成本增加预计0.1元左右，后者为规模农户斤粮成本增加预计0.2元以上。事实上，近年来成本的快速增加，与种粮收益增加基本同步。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告诉第一财经，小农户规模小，对成本增加的感受并不明显，主要是种粮食的机会成本较高。至于种粮大户，林国发称，他们胜在流转土地规模大，即便每亩净收益微薄，也有较为可观的总收益。再说，虽然也会遭遇自然灾害，一方面存在一定的概率，另一方面还有农业保险，再加上好年景时的收益弥补，总之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对于地租上涨，赵元俞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已经降不下来了，除非退出种地。下一步就是大户之间的竞争。这么高的地租，要想挣到钱，必须加强管理，做到增产增效。稍微一疏忽，某个环节做不好，就有可能赔钱。”在王汉看来，“这也是合理的。虽然肯定会侵蚀种粮大户的收益，但如果钱都让大户赚走了，小农户没有受益，也肯定不长久。地租上涨，要是能接受就付，要是觉得高，可以由其他人来种”。与别人“每年种地之初直接付给农户租金”不同的是，王汉采取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合作社在每年6月1日前兑付租金。否则，老百姓有权收割小麦。“正常年份，当地小麦收割时间在6月5日左右。不管合作社经营好与坏，都会在此之前支付租金，打消老百姓、村委会、地方政府的顾虑。”之所以形成这种模式，老百姓也愿意接受，这背后是精明的现实考量。王汉解释称，如果在种地之初就给农户付租金的话，按照今年流转土地的规模，合作社得提前支付接近1000万元。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每家每户也就到手2000~3000元，起不到关键作用。但是对合作社而言，由于小麦生长周期8个月，就相当于闲置了这笔资金，无形之中增加了财务成本。最重要的是，每亩小麦的价值远超租金。土地流转的租金，一般是每亩700~800元，每亩小麦产量1000斤左右，国家最低收购价多年维持在每斤1.1元以上。在固镇县，早就形成了“一年两季，收完小麦种玉米”的种植模式，从历史来看，受地理和气候因素影响，小麦非常稳产，极少有受灾年份。再加上小麦、玉米属于常规作物，质量好坏都能销售掉，无非是“好的好价、差的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