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刘洋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9日，现年35岁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超过55%的票数，成功战胜来自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当选智利新总统。人民视觉图2021年12月19日，智利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以55.86%的得票率击败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当选智利新总统。“学生会主席”的华丽转身博里奇的当选可谓“石破天惊”。这位35岁的新总统不仅是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目前世界上除圣马力诺执政官吉安卡洛·文图里尼之外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博里奇身世平凡，从政经历却颇为传奇和充满亮点。博里奇全名为加夫列尔·博里奇·弗恩特，于1986年2月出生于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首府蓬塔阿雷纳斯市。他的父亲路易斯·博里奇是一位克罗地亚裔化学工程师，长期在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工作，他母亲玛利亚·弗恩特则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移民后裔。18岁前，加夫列尔·博里奇一直生活在蓬塔阿雷纳斯这个南美洲最南端的大陆城市，直至2004年进入智利大学法学院学习。中学时代起，博里奇就一直热衷于参加政治运动，进入大学后就加入了“左翼自治”运动，并于2012年当选智利大学学生联盟主席。在2013年和2017年两次全国议会选举中，他均以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的最高票当选智利众议院议员。2021年7月，博里奇爆冷击败丹尼尔·贾杜成为“赞成尊严”总统候选人，并于5个月后当选智利新一届总统。博里奇用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大学“学生会主席”到国家总统的华丽转身，他的年轻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而智利未来的走向更是聚焦了全球的目光。加夫列尔·博里奇当选，意味着自米歇尔·巴切莱特之后，智利再次出现左翼总统上台执政，所以有学者惊呼智利将要“左转”。智利的“左转”趋势看似突然，其实早在两年前智利发生大规模骚乱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博里奇的获胜一定不仅仅是因为他“朝气蓬勃”，更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符合智利大多数选民迫切要求改变智利社会现实的愿望。博里奇主张改变智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改革税制及养老金制度，这正是智利人所期盼的。陷入困境的“优等生”从经济发展成绩单来看，智利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一直是拉美地区的优等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智利开始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被誉为“拉美地区的发展样板”。智利不仅在2010年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在2011年更是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智利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和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也长期居于拉美地区首位。然而，在漂亮的数字和排名之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以2017年为例，智利的基尼系数为0.466，在36个OECD成员国中仅低于墨西哥；这一年，智利最贫困的10%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仅为1.9%，而最富裕的10%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为37.9%，后者的收入是前者收入的19.9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也严重困扰着智利。退休金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使很多老年人难以安度晚年；公立医院质量欠佳，私立医院收费昂贵，使得医疗服务难以满足人民需要；公共服务价格居高不下，加重了社会低收入群体负担；公立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私立教育价格昂贵。近年来，智利所发生的大多数社会骚乱均与教育、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有关。2006年，为争取更好的教育，智利发生了被称为“企鹅革命”的大规模学生运动；2016年，由于对养老金制度的不满，智利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2018年，智利再次爆发针对教育不公的学生运动。2019年10月，因抗议地铁涨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生示威活动，并最终演变成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社会骚乱。这场自1990年智利回归民主政体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骚乱，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上千人不同程度受伤。智利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长期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也大打折扣。鉴于无法控制的社会局势，时任智利总统皮涅拉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当年11月和12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这些学生运动、民众抗议和社会骚乱反映出智利民众对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下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不满，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智利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奉行重效率轻平等的政策，忽视了平等与效率的平衡。智利效率与平等失衡的根源智利当今的社会问题与前总统皮诺切特时期所建立并延续至今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智利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效率重于平等，核心是追求增长，在各个方面都实施不利于社会平等的政策，使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智利政府不仅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重要社会职能推向市场。为了激发企业活力和吸引外来投资，智利政府长期实行低税负，并维持政府低债务率的政策，这两项政策限制了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付能力。皮诺切特时期所制定的智利宪法，确立了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公共事业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模式，虽然历经四次修宪，但是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本沿袭了皮诺切特时期的改革成果。尽管1990年完成民主转型之后的文官政府提出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的目标，对经济和社会政策作出了适当调整，以推进社会公正，但是智利社会阶层固化与对立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智利社会骚乱层出不穷的原因。效率与平等的不平衡是造成智利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而造成智利效率与平等不平衡的原因在于智利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部门差异性与智利政府确定和沿袭至今的各项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国家收入增加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国家总体收入增加，才能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使各个社会群体收入增加。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智利放弃了工业化道路，重新确立了资源“出口导向”战略，主要出口商品为矿产品、林产品、渔业产品和农产品。虽然在过去40年中，智利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中低端，国民收入总数增加幅度有限，这也就决定了智利政府无法通过大幅增加税负和提高社会福利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由于就业部门不同，劳动者在劳动收入、劳动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性，在初次分配环节产生了劳动者收入差距。智利的大量劳动人口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收入弹性相对较大。非正规部门企业的人数少，工会力量薄弱，难以形成集体谈判优势；多数非正规部门对工人劳动技能要求不高，就业竞争激烈。由于非正规部门与工人多签订短期或临时合同，甚至建立非正式劳动关系，因此解雇工人的成本极低，增加了劳动的不稳定性。由于就业方式等多方面原因，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很少享有社会保障，更加剧了社会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税收则是在再分配环节调节社会成员收入，使之趋于合理化和均等化的国家手段。皮诺切特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税收改革措施取消了财产税等累进性的直接税，设立了增值税这样的累退性的间接税，使得智利直接税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尽管1990年后的智利文官政府在直接税方面恢复了财产税，提高了所得税税率，使得智利直接税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2.2%一路上升，至2017年为10.0%，但是与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以累进性的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不同，智利的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仍占有较高比例，影响了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智利启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不断削减各项社会开支，到1990年，公共教育开支占GDP比例已经下降到2.3%，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起，智利政府开始推动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公共教育开支占GDP比例逐渐上升，但智利的教育不均等化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平等。公立中小学质量低下、教育地区分布不均特别是高等教育学费昂贵不仅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也严重威胁智利社会的稳定。1981年，智利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将现收现付制改为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全部由雇员缴费，雇主不缴费；费率是雇员本人工资收入的10%,缴费全部记入养老金个人账户；雇员还要向养老金管理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财政承担社会最低养老金担保责任。智利现有养老保险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但是弱化了再分配功能。尽管智利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但是数额却非常少，如2015年，智利退休人员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418.2美元和290.0美元，远低于该国2015年778美元的月平均工资。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智利鼓励私有资本进入公共事业，以扩大融资渠道，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竞争机制提高企业的效率。但由于公共设施部门自身的自然垄断性，供应者难以获得足够的规模经济，从而导致运营成本上升，导致这些基础产品的价格上升。智利的公共服务价格长期在拉美各国中居于高位。公共服务对于智利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公共服务价格上升影响智利经济的稳定运行，还会加重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引发社会不满。前路充满希望也布满荆棘与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交织在一起的税收、养老、教育和公共服务问题，是大多数智利人最关切也最希望执政者改变的问题。而正是博里奇所提出的针对国家发展模式、社会福利、税制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改革主张，让智利人选择了他。对于这个35岁的年轻人来说，前路充满希望却也布满荆棘。目前，智利表面问题主要是，近两年世界经济低迷和新冠疫情流行对智利这个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深层次问题在于智利如何破解效率与平等的两难问题。拉美很多国家常常为此陷入恶性循环：右派上台，重发展轻分配，中低收入群体无法分享发展成果，出现社会对立和动荡，导致左派上台，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推出大规模社会政策，使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实际福利严重下降，导致右派上台，形成下一轮更替。从短期来看，博里奇可以在不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的前提下，及时调节微观经济政策，强化税收再分配作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推动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和限制公共服务的过度私有化和垄断化，制定减贫计划，推动“有条件支付转移”来化解这一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博里奇及智利政府应该推动顶层制度设计，按照社会经济情况对效率与平等进行适时调节；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智利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来满足智利人民对良好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刘洋，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文系讲师，曾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责任编辑：朱郑勇图片编辑：金洁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