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步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大省，华侨华人的祖籍地遍布广东各地，而且在海外呈现家族式、地方性聚焦的特点，例如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潮汕地区。北美、南美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广东五邑地区，即台山、鹤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当年主要以契身工或者“卖猪仔”的方式到北美做矿工、修铁路。广东客家人则在非洲和东南亚定居，例如在新马挖锡矿、割橡胶等。因此，广东华侨华人在海外形成了三大会馆：潮州会馆、广肇会馆以及客家会馆。本文以广东五邑地区的海外移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广东以至全国侨乡民众移民心理与回流困难，希望通过田野调查与入户深度访谈，更深入地了解侨乡民众与华侨华人家庭的信息联系方式、移民意愿以及乡土文化传承等情况，为华侨华人工作提供启发，也帮助国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侨乡文化与社会结构。广东侨乡信宜市镇隆镇旧街广东侨乡的社会结构与乡土传统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6000多万，有2000多万来自广东。来自广东的华侨华人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角色。例如，许多国家均设有潮州会馆。这个社团组织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潮汕文化，凝聚华人力量，增进华人社会共识，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增强与当地政府的对话能力等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广东地理位置面向大海，濒临港澳，受到近现代港澳殖民地的思想影响，又基于家乡的贫穷与落后，光靠租用地主的土地，已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与此同时，大量广东人跟随传教士走南闯北，增加了见识，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这些早期跟随传教士奔赴海外的华侨华人，可以说是近现代广东华侨华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最早移民海外的群体了。他们在海外经过一番拼搏，落地生根后，回乡又带走一部分乡亲，从而形成宗族式、同乡同村帮带现象，构建了广东侨乡整个宗族、整村青壮年移民海外的历史。早期广东华侨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勤劳致富，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例如马来西亚叶亚来，来自广东惠阳，是吉隆坡开埠功臣。广东操白话的广府人从马来西亚巴生河口上岸，逐渐在吉隆坡各地落地，不仅为自身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也推动了吉隆坡以至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府人在巴生、吉隆坡等地扎根，逐渐形成了宗族性、同乡村民群聚形象，并依照宗族的方式建立祠堂和书院，以壮大本宗族的力量，增强生存与发展能力，形成华侨华人帮派现象。1955年，一名中国妇女在马来亚吉隆坡郊区一个新建的房子外面刷墙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人生活在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土地被地主所占用，可耕用的土地稀少，但人口众多，沉重的佃租迫使广东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外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强占土地，掠夺财富，需要大量人口开垦土地，为西方殖民国家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与其它工业矿物质，人多地少且能够吃苦耐劳的广东人因此成为西方殖民国家引入殖民地的首选。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盛产锡矿，为了开采这些金属，在缺乏现代化机械的时代中，只有靠人力才能开采。于是荷兰殖民政府通过中介和帮办，以哄骗加挟迫等手段，把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引入到邦加，为荷兰殖民者开采锡矿。客家人因为长年高强度的劳累，以及恶劣的劳动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休养，再加上疾病折磨，很多人因此悲惨地死去。但即使如此，海外充满淘金机会与工作机会，仍然吸引着想发家致富的客家人代际移民，从事各种艰苦的劳动，以获得发展机会和供养中国的亲人。广东侨乡的经济作物不多，农民一般从事水稻、甘蔗、柑桔等农作物的生产，一年到头来，辛苦耕作，却无法裹腹，有时遇上旱灾，地主催粮着急，农民不得不卖儿女换钱，以支付土地租金。工作机会稀少，残酷剥削盛行，促使广东侨乡民众不再愿意为地主做牛做马，宁愿背负沉重的借贷，甚至签上卖身契，也要出国谋生，从此踏上了一条移民道路。这种移民方式，贯穿了广东近代向外移民的历史。数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农民群聚的生活方式，坐大了宗族力量。个人依靠宗族力量，才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寻求利益的保护。宗族力量由此介入公共生活，甚至进入个人空间，增强了同姓宗族力量在海外强大的话语权以及决断权。同姓相帮，同村相护，乡规民约深入人心，促使广东侨乡移民在海外形成同姓群聚，建立同姓宗族社团，并逐渐制定起完善的规章制定，一方面约束每个个体的行为要合乎宗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宗族的力量，增强宗族在华人社会当中的话语权、竞争力等。例如笔者所访问的广东霞路村，赵姓居多，在纽约成立了“赵氏宗亲会”，以弘扬赵氏文化传统，建立经济互助制度。1949年后，广东人移民海外的数量有所减少，而且国家也禁止各种非法偷渡行为，但是移民现象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制定了移民相关制度，广东侨乡民众利用海外亲人的关系，或申请海外工作机会，或申请移民定居，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兴起了一股移民潮。婚配式移民与家庭内成员链条式移民1949年后，由于向外移民基本被遏制，导致华侨华人与国内亲人的联系出现不畅的现象，移民出去的华侨华人经由村中媒人牵线，与村中女孩完成婚配的方式也因此中断了数十年。待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了移民的制度，早期移民出去的华侨华人急迫回乡寻找未婚女孩结婚，以增加海外家庭的劳动力，甚至为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时，以婚配移民的方式大量涌现。大量为寻求更好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侨乡女孩纷纷嫁给华侨华人，出国谋生，并为原生家庭提供收入，一旦在海外站稳脚跟，回国时就把家庭其他成员带出国外，或者在海外提供法律文件，帮助家庭成员移居海外，从而形成了家庭内部的扶助机制。广东省江门市开平碉楼与村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侨乡民众的生活来源渠道与经济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较低，工作机会很少，能够嫁给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完成“上嫁”，是许多家庭与女孩的心愿，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许多家庭通过联婚华侨华人而获得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机会，而女孩也通过这种婚配方式，实现“上嫁”的愿望，实现留洋目的。比如笔者选择的入户调研的两个乡村——霞路村、文楼村。村民移居海外就是通过婚配方式成功赴海外定居，并通过各种亲属关系，帮助其他亲属移居海外。霞路村民有4050人，1100户，70-80%是赵姓，曾做过美国国会众议员的赵美心的祖先就来自这个村子。此村赵姓村民自称是南宋皇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受元兵追击时不得已选择在此村落脚，从此繁衍生息。村民主要靠种甘蔗、养鱼等为生。该村村民数量与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4000人的数量接近，说明此村村民曾经热衷于移民。文楼村，吴姓居多，现有村民4000人，1180户，但却有8000多人在海外，村民只有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数量的一半。这也反映此村村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纪兴起一股移居海外的热潮。移民的方式一是婚配方式，二是亲属帮带，即成功移居海外的女孩为其在中国的父母申请绿卡，然后其父母为其他子女申请移民海外，也有一些女孩以其他原因申请兄弟姐妹移居海外。据笔者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女孩基本采取这种婚配方式。有些女孩嫁给厨师，给丈夫打下手，经过拼搏，开起了小餐馆。一些女孩与丈夫一天打1-3份工，辛苦生活。一些幸运的女孩嫁给经商的华侨华人，在杂货店做起老板娘。由于国内与国外存在较为明显的生活水平差距，外嫁是一个家庭与一个女孩的荣耀，也是许多家庭向往的改善家庭经济的重要方式。当然，一些女孩由于存在信息差的原因，受到媒人的蒙骗，对外嫁的男孩不太了解，也不太了解外嫁的家庭的真实经济条件，甚至嫁给一些上年纪的华侨华人，待到她们出国后，才发现真实情况，陡生悔意，但生米已经煮成熟米，只能将就生活，接受现实。不论做哪一个行业，这些外嫁的侨乡女孩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最终通过岁月的洗礼，开出鲜艳的生命之花，逐渐改善了生活，也把下一代培养成才，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个人夙愿。教育大量投入与后代社会阶层流动在入户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出去的乡亲，在培育孩子方面舍得花钱，而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例如，霞路村一户姓赵的女儿，不仅用双手改善了生活环境，把双亲接到美国生活，而且培养了一位博士、一位本科。只是这位姓赵的夫妇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而选择回乡安度晚年，而且放弃了绿卡。他对笔者说，美国绿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还是选择回乡生活。文楼村的一位80岁的阿婆，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由于生活不便，她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后，选择回国，放弃了绿卡，住村子里的老房子，其儿子请了一位保姆照料她的生活起居。在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中国移民虽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但是由于缺乏文化与学历，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这种状况迫使移民思考如何改变底层地位，挤入上层社会，至少可以离开依靠没日没夜的工作才能换来生活收入的环境。他们希望后代不要重走他们的老路，能够出人头地，开启新的生活。据笔者调查，移民海外的乡亲，都不愿意孩子像自己吃没有文化的苦，因此非常重视教育，在孩子身上投放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因此，许多在海外出生的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孩子毕业于耶鲁大学等名牌大学；有些孩子更厉害，取得博士学位，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在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看来，教育是改变自己家庭命运与孩子未来的唯一出路，因此，只要孩子愿意读书，他们都会倾其所有，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移民的骨髓中。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而且还向他人炫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以及在名牌大学深造的情况。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移民家属提及孙辈甚至曾孙辈的学习情况，以及在名牌大学读书的成绩，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起，觉得自己的儿女终于有出人头地之日。从笔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移民家庭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因此，垦荒牛的角色，以及为后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案例比皆是。信息流动与新媒体使用并未改变他们的乡土文化与中国认知在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掌握信息的多少，会影响他的财富生产能力。那么移民会不会与新媒体的接触而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因此增强了与外界互动的渠道，通过了解外面的世界，敏锐地感知外面的动态，而获得更多的致富信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信息流动与新媒体的接触有助于改善使用者的信息环境，但是却对使用者致富不会提供更多的帮助。移民很少使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浏览信息，反而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与还在中国的亲人通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交媒体只是减少与亲人通话费用，增进感情的工具，与财富生产并没有形成密切关系。新生代华人倒是经常使用脸书、推特、油管等社交媒体，浏览美食、旅游等信息，然而对于当地的政治生态，他们却比较冷漠。这说明，第一代移民并没有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改变了他们的乡土文化，也没有因此增强致富能力。笔者调查发现，他们没有受到当地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影响，而改变对中国的认知。这可能与他们缺乏闲余时间，不懂英语和当地语言，或者使用当地语言的能力有限等原因有密切关系。然而，对于在国外出生的华人新生代而言，由于母语教育缺失，他们不积极参加华人社团，对中国的感情远不如第一代，而且这种感情日渐消退。汀江圩华侨近代建筑群（梅家大屋）虽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使用，并未给移民提供诸多致富的信息，但帮助他们不会生活在信息孤岛中，不至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落伍。他们也从社交媒体中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例如，通过与在中国的亲人通话，他们得知中国的发展以及乡村的进步。在访谈中，笔者得知，一位姓赵的华侨华人家属，拥有大约200平方米的宅基地，正屋一间，杂间一间，院子大概上百平方。环境整洁，居住舒适，比城市居民好上不知多少倍。他们的居住环境，也令笔者颇为羡慕。或许侨乡发生了巨变，一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落后景象，许多已经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产生回乡的念头，但是又担心回国找不到合适工作，无法适应国内环境，无法与他人竞争等，一些人看到家乡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则心生后悔之情，但世事难料，当年他们一无反顾地选择移民，在海外落脚，却没有预料到三十多年后，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她们想回国的念头越来越强，却遇到许多原因的阻碍，这既说明国家的发展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也说明中国现行的一些接受华侨华人回国的政策影响了海外移民的回流。华侨华人想回流的现象说明，要想得到华侨华人的支持与拥护，说来说去，还是发展的问题。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羡慕国内的生活环境，基本对中国没有产生负面的印象，一些新生代回乡后，也能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这既说明农村环境得到了有效的建设，也说明海外的生活并未减少第一代移民对中国的感情，消减他们内心当中的乡土文化。只要中国能够切实维护他们在海外的权益，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帮助他们反对种族歧视，那么无论他们在国内外还是国外，都会拥护中国政府。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有坚实的基础。正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进步显著，现时期侨乡女孩移居海外的意愿大减，甚至没有女孩愿意嫁到海外。据霞路村的村委书记介绍，现在十个女孩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愿意通过婚嫁的方式移居海外生活，这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村委书记说，当年女孩想要的东西，例如改善经济条件等，现在基本上能够实现，甚至得到的东西比过去还要多，而且女孩家庭的经济面貌已经大为改善，所以通过“上嫁”，牺牲自己的命运来改善家庭环境的社会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现时代女孩都接受过教育，个性独立，更不愿意草率嫁给一位不了解的丈夫。由于经济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父母也不愿意女儿远嫁，因此女孩通过婚嫁移居海外的现象已经萎缩得非常严重。“再中国化”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再中国化”的现象。这是基于一种获取利益与乡土文化混合而成的移民现象。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但社会化的背景使他们无法在海外感受到安全，因此不得不筑起文化长城来保护内心的不安全感。文化的阵痛与精神的悬空，时时困扰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前，为了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他们不得不忍受文化冲突而造成的精神伤害。然而，如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侨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就导致许多华侨华人不再愿意以牺牲精神生活而换取物质生活的改善，产生了回流中国的念头，但是这种“再中国化”的现象在现实的身份转换实践中，却面临到许多国籍回归的现实问题，同时会制造新的国际政治问题，甚至会引发国内民众强烈的反应，“再中国化”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海外生活着超过6000万的华侨华人，中国不可能全部接纳，现实环境也不允许中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然而，移民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引进人力资本的渴望，又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打开接受移民的大门，“再中国化”现象使中国处于两难的境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口不断萎缩的数十年之后，这种“再中国化”或许成为现实。（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