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zqwtyj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这本是人之常情。按理，它与其他社会婚姻没有两样。但是，知青这个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从城镇下乡到农村这个特殊的场所之后，又在招调回城、坚持乡村的矛盾旋涡中遇到婚姻问题，也就必然成为纠集诸多矛盾的焦点问题之一。分析知青婚姻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已婚知青的人生路径及其复杂背景，它是知青上山下乡史料搜集、整理、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侧面。这里，以四川为例重点探析知青婚姻的几种类型。知青婚姻类型，是指知青选择对象到嫁娶成婚等一系列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制度约束、地方习俗、伦理准则及价值取向等。纵观知青婚姻类型，不外乎就是3种，即知青与知青结婚类型，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类型，知青与城镇居民（包括职工、军人等）结婚类型。这几种类型是以知青所选择配偶的身份为依据划分的，而知青本身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从户籍关系上看，知青属于农村人口；从劳动属性上看，知青属于农业劳动者；从身份角度上看，知青属于农民阶层。但是，知青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青年，与回乡青年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父辈是城里人，他们从小在城镇长大、读书，他们的社会关系大多在城镇，他们曾是城镇户口，是由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才上山下乡到农村，成为了具有农业户口的新一代农民。据四川省知青办1977年底的统计，全省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2.31万人，占48.2%；与知青结婚的1.19万人，占24.8%；与城镇居民结婚的1.29万人，占27%。这一情况表明，在知青婚姻类型中，四川知青与农民结婚位于3种类型之首，其次是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类型，最后是知青与知青结婚类型。这种排列次序，可以在全省各地、市、州知青婚姻类型中得以印证，同时这些婚姻类型在不同地区又反映出不同的特点。一、从全省各地区的情况来看，知青婚姻类型所占比例有较大差异知青与农民结婚类型，占已婚知青总数比例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内江地区61.8%，温江地区58.4%，南充地区58.1%，雅安地区56%，绵阳地区52.4%。这里的“地区”系省辖地级辖区，不含成都、重庆、自贡、渡口4个城市和阿坝、甘孜、凉山3个民族自治州。这些地区的情况表明，知青与农民结婚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自然条件等有较大的关联，即在这些地域内，由于当地青年农民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等，能够适应较多一些下乡知青在这里选择对象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这几个地区，从地貌地形上看，基本处于四川盆地或与盆周山区相邻的结合部位，其中大部属盆西平原和盆中丘陵区地带，是四川粮食、经济作物的主产区域。当地的经济条件和收入水平，是这些下乡知青选择对象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知青与知青结婚类型，西昌地区有983人，占该地区已婚知青总数的57.2%；达县地区有2228人，占35.6%；涪陵地区有701人，占35.3%。这3个地区的知青与知青结婚类型比例，分别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23.1个百分点、10.8个百分点和10.5个百分点。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1963年起，这几个地区成为四川城镇知青下乡安置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不少知青集中安置到达县地区的社办集体林牧场，以及成组集体插入西昌地区农村的生产队，共同的生活磨练和人生经历，把一些男女知青紧紧地连在一起。此长彼消，也正是这几个地区的知青与农民结婚类型所占比例在全省最少，如西昌地区占25.8%，是全省最少知青与农民结婚类型的，其次是达县地区的38.1%，涪陵地区占46.1%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类型，所占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较高的地区是江津地区，有2202名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占该区已婚知青的32.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5.7个百分点。这一情况表明，与重庆市毗邻的江津地区知青较青睐于与城镇居民结婚，与其地缘、人缘以及与城市邻近等有较大的关系。所占比例较少的地区是西昌地区，有292名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占该区已婚知青的17%；其次是涪陵地区的368人，占18.6%。这两个地区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10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这也恰好再次印证，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和知青与知青结婚此缩彼盈的情况。除此而外，全省其他地区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类型的比例，随着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与全省平均水平不相上下。二、从不同类型地域情况来看，知青婚姻类型所占比例各有其特点在已婚知青人数较多的宜宾、江津等地区中，各种类型的知青婚姻所占比例大致接近。知青与农民结婚、与知青结婚、与城镇居民结婚的比例，宜宾地区是45.6：27.8：26.6，江津地区是46.9：20.4：32.7。这两个地区已婚知青共有14080人，占全省已婚知青总数的29.36%，知青婚姻类型比例也与全省平均数较为接近。在成都、重庆、自贡等几个城市郊区，知青与农民结婚类型比例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种类型和比例，成都市769人，占56.8%；重庆市1679人，占52.0%；自贡市99人，占62.2%，分别比全省知青与农民结婚率高出8.6个百分点、3.8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而同期知青与城镇居民结婚类型中，成都市为23.9%，重庆市为32.8%，自贡市为32.1%，除重庆、自贡的比例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成都市反而还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市郊县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适龄知青选择在当地农村结婚安家成为主流，而距离城市较近、接受家庭关照较多等情况，并没有成为这些知青缔结姻缘的天然“优势”，也并没有成为“城里人”择偶的主要范围。从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看，尽管知青结婚人数总量不大，但其与城镇居民结婚类型的比例较大。如阿坝州有2人，占48%；甘孜州有18人，占53.0%；凉山州有16人，占48.7%；这3个州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26个百分点和21.7个百分点。与此相联系的是，3个州的知青与农民结婚的比例，则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和23.1个百分点；阿坝州、甘孜州知青与知青结婚的比例，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8.8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凉山州又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从一些典型调查情况来看，下乡5年以上的老知青结婚人数增多据1976年8月的调查，在宜宾地区叙永县城郊区、古宋区红星公社和筠连县巡司公社的136名已婚知青中，属叙永、筠连两县的本地知青85人，属富顺县1964年下乡到筠连县的知青46人，属重庆市1972年后下乡到筠连县的女知青5人。他们下乡的时间是：1964年至1968年61人，占45%；1969年59人，占43%；1970年至1974年16人，占12%。他们结婚的对象是：与知青结婚的52人，与社员结婚的50人（其中女知青36人），与工人结婚的17人，与居民结婚的9人，与现役军人、基层干部结婚的5人，与其他人结婚的3人。这一调查表明，在已婚知青中属于“文革”前及1969年下乡的老知青就有120人，占88%；他们与农民、与知青、与居民结婚的比例为36.8：38.2：25，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知青与农民结婚的比重要低11.4个百分点，知青与知青结婚的比重要高13.4个百分点。又如荣县墨林公社自1964年到1975年共安置下乡知青142人，除因“三招”等调离农村的以外，到1976年7月还有在乡知青78人。这些在乡知青中已婚的有38人，占48.7%。在已婚知青中，从性别上看，男知青10人，女知青28人；从动员地和下乡时间来看，来自荣县的3人系1971年下乡，来自自贡市的32人系1964年下乡，来自重庆市的2人系1969年下乡，来自内江市的1人系1964年下乡；从婚姻类型来看，与知青结婚的10人，与社员结婚的20人，与工人结婚的6人，与教师结婚的1人，与干部结婚的1人；这些已婚知青分布在全公社的7个大队、21个生产队。也即是说，墨林公社已婚知青几乎占到当时在乡知青的一半，其中属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就有33人，占已婚知青人数的87%。再如1978年6月，据对合川县8个区53个公社的调查，已婚知青有692人，从下乡时间看，1969年前下乡的442人，1970年至1973年下乡的184人，1974年至1976年下乡的66人；从文化程度看，高中生30人，初中生409人，小学生253人；从婚姻类型看，与知青结婚的173人，与社员结婚的297人，与居民结婚的222人。从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下乡5年以上的知青结婚人数已有626人，占调查已婚人数的90.5%。不仅知青下乡时间长短与结婚比例高低成正相关，而且在相当多的地方女知青结婚人数和比重都超过男知青的数目。如在合川县的调查对象中，已婚女知青就有438人，占已婚知青总数的63.3%。据开江县1978年11月的统计，在全县已婚知青486人中，女知青有312人，占已婚知青总数的64.2%；在女知青婚姻中，与社员结婚的94人，占30.1%，与工人、军人、干部、居民结婚的131人，占42%，其余系与知青结婚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女知青与农民结婚的人数和比重也是较高的，其中大城市下乡的女知青也不例外。如对成都市搬运公司、胜西街、斌升街3个单位的调查，到1979年2月下旬，仍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有73人，其中女知青60人，占82.2%；这些已婚知青的婚配情况是：同当地农民结婚的43人，同当地职工结婚的16人，同异地职工结婚的5人，同异地农民结婚的1人，同成都市郊农民结婚的3人，同本市知青结婚的3人，已离婚的2人。这些已婚知青分布在成都、渡口、温江、绵阳、乐山、雅安、凉山等7个地市的23个县（区）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中，一些下乡知青在农村与农民、与知青、与城镇居民缔结姻缘，与同一时期其它类型姻缘相比，有其特殊性。因为下乡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远离家乡和父母，繁重的劳动、单调的生活、贫乏的文化，使得有些知青在寻找劳动帮手、寻求精神寄托中迈出了择偶之路；也使得有些男女知青在共同劳动生活和人生命运中产生了情感共鸣，进而上升为爱恋之情；还使得有些知青在困境和艰难之中，从憨厚、直朴的青年农民身上体察到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以致产生爱慕之心，等等。这些，都是同一时期其它类型姻缘所不能与之比拟的。（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摘自《当代史资料》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