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在即，翻开新生花名册，可以发现三个字的名字占了绝对主流。有的班级四十多人中，只有一两人是两字或四字的名字。有调查统计显示，在1970年-1990年这20年间出生的中国人口中，三字姓名占到71%，二字姓名占到28%;2000年以后这20年出生的人口，三字姓名则占到86%，二字姓名只占到12%，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有高频用字。比如，在1950年-197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建国”“志军”“超英”比比皆是;到了1970年-1990年，二字姓名相对增多，男性名字中多见“伟、鹏、峰、磊”，女性名字中多见“娜、芳、莹、玲”。2000年以后，起名用字也更加雅致，而且为了避免重名，三字姓名甚至四字姓名越来越多。根据统计，2010年以后出生的男孩名字带“博”字的最多，“泽”字第二，“宇”字第三;女孩名字带“涵”字的人数最多，带“梓”字的第二，带“雨”字的第三。浩然、子轩、雨泽、宇轩和梓涵、子涵、雨涵、欣怡成了目前小学生中的高频用名。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起名用字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特点。比如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赵云、周瑜……能叫上来的三字姓名也大多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就不同了，从虚构的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勣，三字姓名大量出现。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二字姓名的比例分别高达98%和99%，《隋书》和两《唐书》中的两字姓名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
要谈论名字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在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这么一个字。日子久了，人们便把一个字作为一个事物的代称。从商周到秦汉，只用单字的二字姓名占据主流长达千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更改。秦汉不只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都要改名，甚至对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在宗法社会，不只尊者要避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友人谁谁谁，而要找个字进行替换。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因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字名，以方便社交。
避讳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对于这一点，皇帝也心知肚明。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之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并在诏书做了解释:“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汉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理、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单字，他甚至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之所以下达这条诏令，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时期)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的记载。王莽政权仅存在了15年，但在他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字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双字名几乎成了禁忌。因此在《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有99%都是单字名。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单字名的比例在三国时期到达历史巅峰之后，从西晋开始，双字名的比例逐步开始回升，这也有多重原因。
首先从天下局势来看，西晋末期，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原。在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这便不再是二字姓名的天下了。
南朝武将多次夺取政权，他们处于氏族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经常变动阶层，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破了单字名观念的限制。刘宋皇室最先开始以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由于当时氏族文化兴盛，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即在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均以“子”为班辈字。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民众效仿，据统计，在南朝《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字名。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取名的开端。
其次是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社会文化因素。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岛，自古盛产超然世外的方士，《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
自东晋开始，“之”字成了人名中的高频用字。比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数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之”只是一个虚词，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后人的研究，“之”字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以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会稽内史时，恰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身亡。
除了“之”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之”“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说到避讳，南北朝时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的古人还要严格，但时人用了《礼记》中的“二名不偏讳”做挡箭牌——如果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说“在”不说“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亲人的讳。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需要避讳也就少了很多。
客观来说，双字名相对于单字名多出一个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唐高祖李渊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寄托了李渊对诸子以及未来的期待。于是，在唐代双字名蔚然成风，已经和单字名比例相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