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在上海发轫，海派文化在上海发源，江南文化在上海发展。红色文化100年，海派文化近200年，江南文化2000多年，三种文化在上海激荡交融、和合共生，造就了具有与众不同特质的上海，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
「具有先进性、本土性、时代性的共同特性」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尽管历史积淀各不相同、内涵各自迥然，但能够在上海交织与互进，在于三种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特性，那就是先进性、本土性和时代性。
先进性是一种文化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使得这种文化可以形成共识、引领进步；本土性是一种文化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使得这种文化可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代性是一种文化得以葆有活力的重要基础，使得这种文化可以兼容并蓄、创新发展。
上海红色文化的先进性，从一开始就体现为在上海的先进知识分子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先进思想，并广泛、全面、主动地传播、运用和实践；红色文化在上海的本土性，集中表现为将红色文化孕育的精神与上海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创造了成功经验和经典事例；红色文化在上海的时代性，凸显为红色文化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红色文化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近代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最早在上海翻译出版。除了陈望道在上海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基石的《资本论》也最早在上海翻译出版，并得到重要运用。
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结识王亚南，商定合译《资本论》计划。1938年，在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支持下，《资本论》三卷在上海付梓。《资本论》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上海解放后，更是集聚了一批致力于《资本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成为全国《资本论》研究重镇。
但更重要的是，《资本论》研究在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的巨大变迁离不开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特别是“土地批租”。“土地批租”制度的思想来源，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薰华对于《资本论》马克思地租理论的研究。
1984年，在广东召开的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深刻理解，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阐释“地租”在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行性。
这篇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犹如改革开放后的一声春雷，催生“土地批租”政策。1988年，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块成功转让，上海成为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个按照国际标准开展“土地批租”的城市。
「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五湖四海的宽阔格局」
海派文化的先进性，典型地体现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相融合，对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管理的引进与吸收；本土性表现为中西文化交融所形成的上海特色、上海特点和上海风格；时代性则体现为海派文化质的飞跃，特别是从被动开放下的中西文化并存到改革开放后以主动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文化新格局。
以具有广泛影响的上海城市治理为例，上海一直以精细管理和良好营商环境闻名。这既是时代造就，也是一个积淀的过程。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这种传承性。
近代，老城厢开始学习先进的城市治理机制，拓路拆城、填浜筑路、通电通水、设立消防机构、改善环境卫生、建设公共体育场、创办慈善事业。1910年，老城厢正式设立清洁所；1917年，南市电灯厂电灯点亮大街小巷；1920年，老城厢逐渐开始使用自来水。
伴随新中国成立，上海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把一个“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改造为社会主义大都市，堪称世界城市治理的奇迹。
江南文化的先进性，典型体现为多元文化的共存与承继，即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发展；本土性在上海则表现为多元文化下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得到了具象的贯穿和存在；时代性在当代突出体现在上海与全国相互支援、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五湖四海”的宽阔格局，为上海文化不断增添新元素，为上海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们以上海的人、事、物特点，来“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上海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据主要部分。1950年1月，上海近500万户籍人口中，江苏籍占48%，浙江籍占26%。近代上海也是外国人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1843年，上海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为26人；到1931年，超过6万人。这种特点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承继与发展。2020年，上海户籍常住人口与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比接近1比1。
近代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和文化人以江南人居多，如在上海开创中国近代金融业的武进人盛宣怀、在上海开创近代保险业的定海人朱葆三、在上海开拓近代中国五金商业的宁波人叶澄衷、在上海开创中国近代旅游业的镇江人陈光甫、在上海开创近代出租车业的定海人周祥生，等等。
2020年发布的一份财富排行榜表明，在上海上榜的前40人中，浙江籍16人，上海籍6人，江苏籍5人，福建籍4人，安徽籍和广东籍各3人，四川籍2人，重庆籍1人，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中于江南地区。
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石库门住宅，既具有浓厚江南传统民居的单元特征，又有西方联排住宅的总体布局特点。同一时期兴起的邬达克建筑风格，既将西方先进建筑理论和技术应用在上海，使上海跟上世界潮流，又使建筑融入上海社会生活，因而形成和留下了中西文化并存的优秀遗产。
上海文化的多元共存，上海的开放格局，从来不是单向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支持上海，上海支持全国”的口号就响亮传开，并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处理上海与全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各地以计划低价优先保证上海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供应，上海则以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先进的设备、优质的产品支援各地。
「开放、创新、包容，鲜明的城市品格」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共性，反映了三种文化的深刻内涵，即开放、创新、包容。一种文化要生生不息，必须兼容并蓄，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以获得持续发展。这三种内涵引领了城市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也塑造了鲜明的城市品格。
没有开放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开放的城市品格和作为。坚持开放的文化，使得上海能够站在发展的前沿。上海率先开创的卫星城建设，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卫星城曾经是一种“新生事物”，最早出现于欧美，是为缓解和控制大城市规模而出现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掀起了卫星城建设的热潮。这股浪潮同样影响到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1957年，上海决定在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分散一部分小型企业，减少市区人口过分集中”，并初步圈定了闵行、松江、青浦、嘉定、南翔等多个城镇，明确以某一工业为主体来建设各卫星城。
1958年，上海宣布在上海县闵行镇西北面首先建设“闵行卫星城”，与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第一个发电设备工业制造基地及闵行机电工业区相配套。闵行卫星城曾经创造了全国和上海的多个“第一”：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新中国第一个“街中有坊，坊中有街”设施完善的城市、上海最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一号路）、上海郊区通向市区的第一条6车道高等级公路、上海绿化率最高的地区，等等。卫星城从借鉴、规划到实践的探索，为今天五个新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历史经验。
没有创新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创新的城市品格和作为。坚持创新的文化，使得上海能够取得率先的突破。中国共产党创建在上海，上海历来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楼宇党建更是具有全国影响和意义的上海创新案例。
商务楼宇一度是城市基层党建的“飞地”和“盲点”。上海创立了“支部建在楼上”的创新经验，成为全国楼宇党建的发轫地。1999年，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在嘉兴大厦建起全国第一个楼宇联合党支部；2001年，静安区率先开展“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创新实践。经过20多年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上海全市90%的重点楼宇建立了楼宇党组织。
没有包容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包容的城市品格和作为。坚持包容的文化，使得上海能够取得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发展。上海是近代中国纺织业发源地、全国纺织业重镇，但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纺织业渐成“夕阳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压锭1000万，上海敲响第一锤。
但与此同时，上海纺织业积极推进改革创新、“绝地创新”，创造了诸多新的全国“第一”，如成立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工贸合一企业（上海手帕进出口公司）、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跨省市联营企业（沪皖纺织联合开发公司）、全国第一家出口商品免验企业（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第一家在境外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中国企业（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纺织业也因包容而以一种新的形态实现了向“朝阳产业”的重生。
开放不是附庸，创新不是抛弃，包容不是迎合。三种文化的激荡与融合，使得文化在上海展现了极其特别和重要的作用。
「既要“求同存异”，又应“不分彼此”」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共性与内涵，决定了这三种文化具有无穷的魅力、活力和生命力。今天，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应当进一步重视三个方面的价值应用。
第一，不仅要重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物质价值，更应当注重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
三种文化在上海集中体现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激活源头、追求卓越的文化生态和行动自觉，敢试敢闯、追求一流的远大抱负。
一如浦东开发开放，迅速使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到前锋，成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榜样，上海的文化生态应当立足上海之长、对标国际之高，各行各业应当把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升为自觉追求。
第二，不仅要重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历史价值，更应当注重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
要进一步丰富提炼三种文化的现实内涵、当代内容、时代特点，形成勇立潮头、能够回答时代命题的文化生态和行动自觉。不仅重在保存保留，更重在保护中创新发展。
例如，对于经典的石库门建筑，不应只局限于留存历史风貌的阶段，还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上海建筑的当代海派特点、上海城市的当代海派设计、上海面貌的当代海派风格。“留改拆”比起“拆改留”是一种文化进步，但更有挑战性的是通过“扬弃”，形成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海派风尚。
第三，不仅要重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外在价值，更应当注重其中蕴含的内在价值。
要基于多元共存、兼容并蓄的特点，形成激活“源头”、做强“码头”更宽广的胸怀、更宽阔的格局。特别是，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求同存异”，又应“不分彼此”。
一方面，在追求统一性前提下尊重差异性，共同规划但有不同的定位，共同规则但有不同的方式，共同政策但有不同的侧重。
另一方面，在保持差异性的条件下追求均等性，使得长三角区域都可以受惠于或享有政策便利与优势，促进更畅通有效的人员流动及活动交流。在这些方面，上海理应率先探索和实践。
历史给予智慧，文化提升境界。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在上海的交织与激荡，必定会为这座城市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提供无穷的力量。
（作者洪民荣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研究员）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海沙尔摄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内文图来源：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洪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