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清华校长、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的治校育才理念呼应共振。“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保持联大教育品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梅贻琦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召集蒋梦麟、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知识界领袖在庐山商议国是，会后梅贻琦已不能返回清华园。1937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8月22日，他致电留守清华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抢运图书仪器，“附上……书籍、仪器详单一份……设法与其他箱件运出为盼”；“我校东西应如何运来，惟诸君就地决定，即运费稍多，如能手续单简、稳妥，亦殊值得”。北平沦陷，自1937年10月3日起，清华园也被日寇窃据为野战医院，伤兵有时多至二、三千人。图书设备或抛弃、或洗劫、或变卖、或焚毁；图书馆被改为治疗室、手术室、食堂等，新体育馆、生物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全面抗战初期，日寇气势嚣张，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长沙难以坚守，长沙临大不得不继续西迁。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张伯苓参与长沙临大初期组建工作，蒋梦麟参与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初期组建工作。但两人在陪都另有职务，常驻重庆，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基于对谦和、诚笃、公正的梅贻琦信任，公推他为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一人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北大教授毛子水说，8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比培植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价值得多；因为这是人类精神修养的一种最高贵的表现”。认为梅贻琦先生“实在是外闲适而内极负责的人”，“不辞辛苦，要为（按：联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毛子水《追念梅月涵先生》）1938年5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5月4日正式上课，缺乏经费、缺乏资料、缺乏教室、缺乏仪器、缺乏食品、缺乏安全、缺乏……学生郑敏回忆，“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祁雪晶整理《回望我的西南联大》）但这些艰难都不足以成为西南联大降低教育品质的理由。联大学生必须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断，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仅有3882人，毕业率不足一半。（张晨《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不辍弦歌》）梅贻琦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张曼菱《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教授们物质寒酸，却精神抖擞，学术自由氛围浓厚。闻一多开设的《楚辞》是联大的“精品课程”，引人入胜、门庭若市。整整一个学期、40多节大课，他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游国恩、罗庸教授和青年教师唐兰、彭忠铎也都各自讲授《楚辞》，让学生自由选择、自由思考、自由探讨。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的教授会明确表示拒绝服从，意见书上声明：“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日寇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精英荟萃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中心。1941年8月14日，大批日机轰炸，“专为摧毁我联大而来”，联大损失惨重，“落弹至数十枚之多，其间凡常委办公室及事务组、出纳组、图书馆书库一部分，理〔学〕院试验室数间均被炸平，学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毁”，（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所幸联大师生无一死伤。8月27日，联大召开常委会，梅贻琦克服困难，坚持按期开学。“新校舍被炸后似无修复之计议，乃有提议延期开学者，心中大不谓然。决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经一个多月赶工修理，如梅贻琦所愿，10月6日按期举行新学年的始业礼。（《梅贻琦日记》，1941年8月27日、10月6日）1943年1月5日，梅贻琦母亲去世，他延至3月4日从八弟获知确切信息，悲痛不已。自责“兄弟四人皆远在川、滇，未能亲侍左右，易箦之时，逝者亦或难瞑目耳，哀哉”！也清醒战时“难言礼制，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当天下午一点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下楼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梅贻琦日记》，1943年3月4日）动员青年学子从军报国抗战前，国民政府要求各机构学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时聚会，称为“总理纪念周”；抗战后，改为国民月会，每个月开一次会。据西南联大1939级物理系学生何兆武（后转入历史系）回忆，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时，两次在国民月会上动员学生参军。（何兆武《纪念梅贻琦校长》）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14日，“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报名时间为11月11日至30日。西南联大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梅贻琦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11月15日召开常务委员会，成立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梅贻琦任主任委员。11月29日下午，联大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全校总动员，梅贻琦和教授代表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燕树棠、闻一多等先后发言，学生反响冷淡，报名廖廖。联大不得不将报名截止日期延至12月2日正午。闻一多之子闻黎明曾撰文分析有三个原因：一、“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一致”；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三、“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闻黎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联大为此制定《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从军各生一律免修24学分。12月初，日寇占领西南大后方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昆明及整个西南都岌岌可危，迅速唤醒青年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掀起从军热潮。12月3日，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12月5日，联大教授会议通过意见书送国民党中央，呼吁“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梅贻琦的儿女作了青年志愿从军的示范。独子梅祖彦1942年入联大机械工程学系，此前已担任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名。1945年2月23日，昆明《扫荡报》以《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为题披露了此消息。此次从军运动，联大的征额为100人，开场有些冷淡，但氛围迅速高涨，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配额。总体而言，抗战期间联大学生从军踊跃。1942-1945年，“应征及志愿充任译员者，共四百余人，最近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者亦二百余人，成绩都甚良好”。（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在西南联大原校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耸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碑阴为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有832人。实际上，参加抗战的联大学生远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就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全校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联大学生中，就有14人曾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烽火之中仍有爱，硝烟弥漫有浪漫。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所种的花，含苞欲放之际一夜间全部失窃，纷纷安插在女生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原来是一伙男生一面“跑警报”一面谈恋爱，早已瞄准这批“爱情的信物”。西南联大有个公示栏，师生们如有想法，可在此张贴，当天有校工来收走，次日梅贻琦答复。联大化工系1943级学生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贴在公示栏中，请梅校长批准送花。梅校长果然答复，而且引来围观。“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张曼菱《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清华与北大微妙的“瑜亮情结”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所名校需联合，师生需联合，左右政治立场需联合，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也需联合。清华的经费、师资、设备等，在联大中远胜北大和南开。例如，1938年联大教授、副教授共161人，其中清华计83人，占51.6%；联大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工学院；联大理学院，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联大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等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私立的南开是“小弟”，没想法，以最高学府自居自许的北大寄人篱下，耿耿于怀，相当敏感。北大、清华都有倾向分家，只是被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否决，而且抬出蒋介石主张联合。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26日，西南联大召开校务会议，对是否设分校意见不统一，表决票数均为7票。会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称“宜由三校分头推进”；梅贻琦不仅赞同，而且主动表态分校后，教育部多资助北大、南开，清华经费自筹，“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4月3日晚7点，梅贻琦约请马约翰、吴有训、陈岱孙、李辑祥、叶企孙等清华资深教授便饭，商谈“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本息9.8亿两白银，39年还清。1908年，美国第一笔退款约1160万美元，组建清华学堂；1924年，美国第二笔退款约1250万美元，组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抗战时期，北大、南开缺钱，全国高校缺钱，大家都盯着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这块“大肥肉”。1941年3月24日，清华“开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可见北大财政困难。蒋梦麟还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4月12日晚，自渝返昆的联大教务长、清华教务长潘光旦送来蒋梦麟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文稿，梅贻琦“阅之极为不安”。次日晚写长信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原清华工学院院长），“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五天之后，梅贻琦召集清华校务会议，针对蒋梦麟向教育部的提议，决定两个对策预案：“1.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2.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4月23日，顾毓琇代表教育部致函梅贻琦，提出折中方案：“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研究院，然后由联大分给北大、清华、南开各研究部分。”实质是清华第二个对策预案的思路，明显更有利于清华，不仅所支付款额比北大申请的减少37.5%，而且由三校分配使用，按照清华在联大的实力分得比例无疑更高。次日，梅向清华校务会议成员通报顾函内容，消息又扩散到清华教授中，先后有十余人来函申请开会讨论。5月8日，梅贻琦又召开清华教授会，到者四十二、三人，研究清华补助联大研究费问题，萧蘧、张奚若、陈岱孙等十余位教授发言。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设，惟对于蒋公（按：指蒋梦麟）之做法多感愤慨耳”。梅贻琦体察北大敏感微妙心理，且有换位思考，看淡权位。5月13日，他至联大办公处，与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商谈二事：一、清华拟补五十万；二、主动提出蒋梦麟继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按：指蒋和梅）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按：主要指北大教授），如此似较好耳”。郑天挺答复了第一件事：“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两天后，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北大14日校务会议结果，如郑天挺事先吹风的立场，北大“只要教部成立分校，预算并不望由清华得补助”。潜台词其实就是一句：北大不要清华的补助款，更想和清华分家过日子。5月16日上午，梅贻琦约冯友兰、施嘉炀、吴有训、叶企孙等清华校务会成员，通报北大校务会的决议，对于北大“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当天下午他飞赴重庆。5月19日傍晚6点多，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身份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联大研究费、分校等问题。北大的意见均被陈立夫否决，陈认为北大有独立预算的“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北大想成立联大分校，陈立夫支持梅贻琦“拟将分校结束，学生全在昆明上课”的意见，表态生活条件“还是昆明好些”。陈立夫还同意对西南联大倾斜经费，缓解北大经济压力，追加了三成预算。（《梅贻琦日记》，1941年5月30日）5月27日，梅贻琦与当天来访的张静愚谈话，表明“清华基金无论如何不应动用（近周有以一部分解众人馋涎〔论〕者实不妥当，且亦无效，徒启以后更多之觊觎耳”，“以后应提出使大家注意”。显然，这是梅贻琦回应前期一系列事件：蒋梦麟提出清华补助80万元给联大、教育部折衷补助50万元且三校使用、北大立场反复不要钱而想独立预算、陈立夫断然否决北大决议。他暗下决心，今后不能动用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补助联大，而是另想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梅校长的大”成就联大“一联到底”这个办法就是创办清华服务社。1943年3月17日下午5时，梅贻琦主持召开清华评议会，会后吃饭时提议“联合解决生计问题，同人颇表同意”。饭后他又与范围更小的校务会成员详谈，“决先研究各部分可能生产事业，再定办法”，开始筹组清华服务社搞创收。清华工学院院长、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在《怀念梅贻琦先生》文中确认，“梅先生并建议该组织命名为‘清华服务社’”。清华服务社主要利用清华工学院暂时不用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产品有牙水、发油、味精、酱油等，生意兴隆。“单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之巨，各锯木厂彻夜工作，尚有供不应求情形”。1943年，“自六月至十二月终，盈余约二百万元”。（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民以食为天，联大教授也需养家糊口，1942年起昆明通货膨胀猛如虎，日子过得很艰辛。“战前实支月薪350元的一位教授，抗战开始以还，收入最少的月份可以少到9.6元”。（潘光旦《为征集清华服务社股本告全体校友书》）梅贻琦在联大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按月每户需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又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这项工作维持到抗战胜利。梅贻琦又用清华服务社的盈余，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自助、助人。郑天挺回忆，“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可贵之处在于，梅贻琦始终明确大学及其教授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更重要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培养人材。所以他回顾清华服务社经营两载，“营业情形，向称发达，年来于同人收益，逐级分配，不无小补”，“然此究属权宜之计，他日战事终了，当即随同结束”。（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北大分不了家，还得和清华、南开一起过日子。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不偏不倚，公正大度，三校师生越来越服气和拥戴。例如1942年，教育部拨款24万元用于西南联大研究院补助费，“清华方面亦拟筹拨二十五万元作三校研究补助之用”，（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相当于和教育部拨款1:1配套，而且是三校共用。清华生物系1934级学生、何炳棣挚友林从敏认为，梅贻琦长临大、联大校政，处事公允，揖让之风，得三校教师信任，受全体学生爱戴，自由学风、民主传统，滋生联大校园。他曾征求北大、南开有影响力的教授们意见：“联大校政究竟是哪个校委主持？”答：“是梅校长。”再问：“其他两校校长与教授们放心吗？”再答：“绝对信任！”（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为解决清华一校独大的难题，梅贻琦没有将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而是将设于清华园本部的农业研究所、南昌的航空研究所、汉口和长沙的无线电研究所南迁至昆明，又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费，于1938年秋新设国情普量、金属学两个研究所，安置清华人员。“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如此设置又满足了国防迫切需要，集中科研经费与人才，一举两得。例如，航空研究所建立的风洞，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较大型风洞；无线电研究所设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当时国内少有，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短波、微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西南联大能够一联到底，“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的梅校长》）三校和谐虽然不能说完美，大体无碍，好合好散，尤其一致敬重梅贻琦，包括蒋梦麟也认同他。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文中记载，蒋梦麟曾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常说一句大实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从而奠定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郑天挺还讲述了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美谈。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常驻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黄钰生在清华校庆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其实，清华学堂1911年成立之初，张伯苓曾任半年教务长；1923年至1926年，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又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教务长，此后回南开任教务长；黄钰生本人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按：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援的情形。其乐融融，如同一家。梅贻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师生之谊终生不渝。1908年，他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字被刻在南开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名上；1919年，他与韩咏华举行新式婚礼，由牧师证婚，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他从事教育也是受张校长鼓励，停止打“退堂鼓”。1915年春，梅贻琦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留美深造，回国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是年秋，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聘他为教员，讲授数学、英文，后升讲师，专教物理。梅贻琦寡言，上讲坛教书是件“苦差”。“半年后放暑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梅贻琦晚年在美闲居时，告诉夫人的一段趣闻。（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正是张伯苓恩师“当头棒喝”，梅贻琦打消了离开清华、放弃教职的念头。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次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31年，经赵元任提议，他又任清华校长。他听从张伯苓良言，这一“忍耐”，就干了一辈子教育，而且成为教育大家，成为清华迄今为止最杰出、最受敬仰的校长。约1932年，清华请张伯苓演讲，结束后梅向张致谢，看见张穿上中途脱下的马褂，梅亲自上前帮扣纽扣。事后某年轻人笑问：“您何必当众表演？”梅愕然回答：“我自幼年就崇拜他，感激他，任何时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对他尊敬的诚意，纯出习惯，没顾及在什么场合，绝不是故意表演”。（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不服，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6月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蒋梦麟形象地比喻组建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私立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按：由厦门大学分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被迫内迁，经教育部同意，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分设两处：其一为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以复旦师生为主；其二为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以大夏师生为主。不久，日寇侵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联校也解体。1942年1月，教育部决定将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沦陷区的高校全部合并，撤退至浙江境内组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东南联大主要由暨南大学、上海美专、上海法学院、大同大学组成，先撤退至浙江金华，最终抵达福建建阳。东南联大仅维持一年半。1943年6月，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国立英士大学。所幸西南联大善始善终，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不朽传奇。责任编辑：钟源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