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曾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疑似传播源头的蝙蝠身上来。蝙蝠这种动物其貌不扬，可它受到人们关注，时间却不短。近日，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其中“说蝙蝠”的内容，令笔者感到饶有趣味。蝙蝠高剑父1936年作蝙蝠团花剪纸远在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植，就专为它写过一篇《蝙蝠赋》。可是，描述却不怎么样：“吁何奸气，生此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就不怎么待见它。此物长相特别，运动起来不似走兽（“行不由足”），飞翔起来又不类飞禽（“飞不假翼”）。终于，蝙蝠不被走兽接纳，受到飞禽斥逐。这虽然是曹植的主观想象，可其中包含的认知，应该是当时人的基本看法。三国之后，也有记述文字。唐时撰集的《法苑珠林》中引了《佛藏经》的文字，也涉及蝙蝠：“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西方很早也写到蝙蝠，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接着《佛藏经》举例：“古罗马一寓言类此，十七世纪法国名家抒写之，托为蝙蝠语：‘身即鸟也，请视吾翅’，‘身亦鼠尔，愿吾类万寿！’”对蝙蝠评价不高的不仅我国，西方也有“恶蝠为‘奸气’之怪物。”所以在绘画中，天神的“神翼”，都是正常按照鸟的翅膀画的，而魔鬼的翅膀，却是按照蝙蝠绘制。但丁《神曲》描写地狱中的魔鬼首领：“两胁生大翼类鸟，然翼无羽毛若蝙蝠翅。”钱锺书继续举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名篇述术士与英雄战，不胜，乃变形为怪物，有巨蝙蝠翼，手指如利钩，足如鹅掌而股如单眼虫，长尾如猿。”“怪物”，便是“蝙蝠翼”。甚至，我国的绘画也影响到西方。我国大画家吴道子、李公麟的绘画传到西方，西土的一些画家“采其飞龙翼状以画魔翼”。当时似乎受到飞禽走兽排斥（当然这是人的想象），可后来人们却把一些左右逢源、“依违两可”的“圆滑”之人称作“蝙蝠派”。钱锺书由《三国志·魏书·刘晔传》看去，认为“为曹操谋臣而与曹植同朝之刘晔，即此等人。”这倒是认识的别样演变。蝙蝠享谐声之“福”文化是迁变发展的。到了后来，我国风俗里，蝙蝠竟成了“吉祥之象”。何时出现这样变化的，钱锺书也说：“不知起自何时。”可后来的情况他就很熟悉了。譬如他引述清代文学家蒋士铨《忠雅堂诗集》中的一首《费生天彭画〈耄耋图〉赠百泉》诗：“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蝠鹿与蜂猴，戟磬及花鸟……到眼见猫蝶，享意期寿考。”骤然看去，一些东西不易明白，将其中文字还原，方知其中谐音之含蕴：“蝠鹿”，福禄也；“蜂猴”，封侯，为官也；“戟磬”看着邪乎，其实不过是好词“吉庆”。“猫蝶”，高寿之称“耄耋”便是。如此看来，这幅《耄耋图》上的杂多动物花卉（蝙蝠之“蝠”，由于与“福”字同音，居然跻身国人祈福的重要形象），就容易理解多了。当年也有人注意到蝙蝠这一命运转折。清代文人孟超然在其《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就议论：“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木之属最有利莫如桑，而今人家忌栽之，以与‘丧’同音也。”原本令人厌恶的蝙蝠，成了纺织刺绣画图广泛的形象；对于产生织绣最重要的桑蚕，只因与“丧”同音而不受人待见，连种植都受到影响。钱锺书也说到自己童年的印象：“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后寓沪见收藏家有清人《百福图》画诸蝠或翔或集，正如《双喜图》画喜鹊、《万利图》画荔枝，皆所谓‘谐声’‘同音’为‘颂祷’耳。”其实，钱先生儿时见到的这种情形，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不过这些年少了许多。“名音”崇拜中外一致钱锺书还进一步举了更多因同声而分贵贱的例子：“《全三国文》卷一八陈王植《贪恶鸟论》：‘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蟢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其利人也’。”“观刘昼《刘子·鄙名》篇云：‘今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爵位之象’则植所谓‘利人’即其下文云：‘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不过以其名号与‘喜’、‘爵’字同声音耳。”“陈王植”即曹植，其生前曾封“陈王”。“蟢子”不过是古书记载的一种蜘蛛，因为“蟢”“喜”同音，长期为人喜爱。唐人小诗也有：“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的句子，以“蟢子”言有喜兆头。可“雀”音，在普通话中，并不与“爵”同音，应该是南方方言谐音吧。《能改斋漫录》卷一记王原叔言：“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如‘百合’合治百病，似取其名。”这是中国。西方也一样：“古罗马人以‘美’（lepos）与‘兔’（lepus）两字形声均肖，遂谓食兔肉使人貌美；以名之相如为药之对症，亦‘名声见异’之一端也。”“名音”崇拜，居然中外一致。钱锺书又从古人日记中找到一个例子。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九，有这样的记述：“元儒三山梁益题黄筌《三雀图》谓院画皆有名义，是图盖取《诗》、《礼》、《春秋传》‘三爵’之义。今之‘三公’、‘五雀’、‘白头’、‘双喜’、‘雀鹿’、‘蜂猴’、‘鹰熊’之类，岂亦皆是之谓欤？”今天我们在画图之外的古代窗棂、床架、书柜、墙面装饰、屋顶等饰物上，常常可见以上物象，读了钱锺书先生的征引，对其中含蕴的理解，大有助益。到后来，帝王也玩此花样。清诗人王世祯的《居易录》里，记载着这么则皇帝的故事：“上在畅春苑，出画扇示内直诸臣。……画作二白鹭，一青莲华，题曰：‘路路清廉’云。”两只“白鹭”取音“路路”，“青莲”自然“清廉”，这不是给大臣们上廉政课么？谐音双关早有源头一些事，发展到最后，总会达到极致。钱锺书在阅读中，见到过用意最为曲折的：“无如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一则。”王端履是清朝著名藏书家，“陈章侯《科甲蝉联、廷扬第一图》，南陔师题帧首曰：‘此图首画蜻蜓，款款然挟飞鸣高举之势，且无双也，其所谓廷扬第一者乎？’”蜻蜓，取“廷”音。“飞鸣高举”，取“飞扬”音义。“无双”即一只，便是第一之意。不仅取谐音，还得从图形揣测，这还只是画作题目的一半。另一半：“……莲叶正面有跃跃欲腾而上者、詹诸［蟾蜍］也，是其取义于科［蝌］乎？叶边空洞，状若蜂窝，窝亦科也。蟹……非甲乎？夫蟹者解也。……缀蝉于莲，证以谐声，缠联之意显然矣。”一幅画，居然是如此莫名地猜谜。钱锺书引文，基本不注解。他视读其书者理当懂得，可这一节中，他也特别在“詹诸”后面，以方括号注解为［蟾蜍］；“科”后以“［蝌］”指示。为了“科甲蝉联”，弄出的不仅有“蝉”“莲花”，还出了“蟾蜍”，（取义似乎“蝌”？作文者也在猜。）“蟹”取其“甲”义。好一通乱。接下来，钱锺书对此有些追溯的兴趣：“谐声寓意之画，五代已有，入明而盛耳。尝见故宫藏无款《安和图》，画鹌鹑及稻禾，传出宋人手。”钱锺书亲见的这幅相传宋人所绘图，画中“鹌鹑”取前字谐音“安”，“稻禾”则取后字谐音“和”。这也太过凑题了。可事情一旦形成传统，就这么大的力量。看看今天的一些花树鸟兽绘图，均不过古人之余绪也。最后，他归纳认为“此类画正犹诗‘风人体’之‘双关两意’也。”也就是说，这些画的创作思路，来源于一种诗歌手法。我国诗歌很早就用谐音双关来丰富创作，“风人体”是后人对此的总结。先前人们追溯其由来，只举例到“六朝”：“六朝乐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之言也。”（清·翟灏《通俗编》）钱锺书却在《管锥编》中，上追到《诗经》，可见此手法之源远流长。笔者记得唐人韩愈有诗：“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是记实，蝙蝠是中性描写。南宋辛弃疾有词：“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把蝙蝠与老鼠搁一块儿，并无“福”相。看来蝙蝠有“福”的吉祥，时代不会太远，最早，大约出现在画幅中。但使得蝙蝠咸鱼翻身成“福”的谐音手法，却颇早甚至流传至今。我们啃下钱锺书这节文字，对文化演进情形，有所领受；对寻常黄昏见到的蝙蝠、画卷中有福的传统吉祥之“蝠”象，产生一些繁复的感觉或认知，也可以说是获益良多了。原标题：钱锺书说蝙蝠之“福”文/杨建民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