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沅君中国当代作家的根，都扎在故乡。这故乡，有时是一个村庄，有时是一座城市，有时也是一个小镇，一片树林，一块沙漠，一方戈壁，一座房子，一条河流，等等。在作家们的文学世界里，故乡代表了中国，故乡的人和故事，就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缩影。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和世界，它们也是无数个故乡的样子。故乡的意义就是，终有一日你会回来，那时你会发现，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所在，才能从崭新视角里看到命运转折的可能性”。（余华）漂泊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种人生的常态。无数人离家远行，带着半副残躯，去构建一个完整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精神世界。寻找，支撑了一切一个漂泊的人，总在寻找着什么。一个人一旦离开故乡，寻找的故事就开始了。余华的寻找故事，开始于1987年发表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初长成的少年，被父亲赶出门去，他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吗？他一路走，一路茫然，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目标为何，最后寻找旅店成了他出门唯一的目的。他学会了与陌生人搭讪，用一支烟搭上了货车司机的便车，在行动上装作成熟老练的大人，心理上却依旧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接下来的一切都匪夷所思：当货车上的苹果遭到附近山民的哄抢，司机却冷眼旁观；少年冲上前想抢回苹果，被无数拳脚打得鼻青脸肿，司机对着他哈哈大笑；最后连货车都被大卸八块，山民带走了一切能带走的部件，司机也抢走了父亲为他准备的红色背包，逃之夭夭。这些魔幻的经历，远远超出了少年理解的范围。夜晚来临，他身无分文地躺在那个惨不忍睹的报废汽车里，想起出门时自己是何等地兴高采烈，此刻却已经遍体鳞伤。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善良的少年遭遇现实的恶，成人世界的掠夺、背叛与欺骗，第一次向他的价值观发起冲击。以后会怎样呢？世界早已张开它巨大的迷幻之口，等着猎物们一步步自动奉上牺牲。在以后的路途中，少年也许可以找到栖身的旅店，也许不能找到，或者没有找到旅店而找到了些别的。为何出门？寻找什么？怎么寻找？寻找的过程如何、发生了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了。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寻找支撑了前进的路途和人的一生，为人生赋予意义。一切美好的、荒诞的，生命的更新、成长、丰盛、衰朽、枯荣，都发生在寻找中。属于他的世界，复杂多元，变化莫测。在寻找中成长，就是意义两年以后，余华创作了另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短篇小说《鲜血梅花》。阮海阔在二十岁这年被母亲告知，父亲阮进武在十五年前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母亲要求阮海阔用父亲的梅花剑手刃仇人，但无法确知凶手是谁。她告诉儿子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两名高手探问当年的真相，随后在家乡的茅屋里自焚而亡。阮海阔知道自己从此没有退路，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身背梅花剑，将自己投入茫茫江湖，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漂泊和寻找之路。这一段故事里，有一个被动承受命运、生而不自由，但坚毅、隐忍、踏实、善良的少年，有他在漫游中遇到的尚武任侠、讲信重义的江湖人，有百折不挠的求索之后，命运不弃的无形馈赠。在余华当时有意颠覆传统、消解意义的先锋叙事中，一种茫然之感，贯穿全文。出发去寻找仇人，却不知道仇人是谁，所以寻找的脚步是坚定的，寻找的方向却是茫然的。正如主人公的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这一点也是茫然的，他在重复出现的多个岔路口的选择也是随心所欲的。但他能清楚地感知行走在路上的力量，清醒地把握自己的现状，江河群山，集镇村庄，落日云霞，风雨烛光，逐步塑造了他的精神面貌。在这样的寻找中得到成长和丰富，也许就是人生的本来意义。阮海阔像极了今天的我们，一出生就被灌输既定的思想，以固定的方式长大，被动地离家，朝着大多数人的目标，踏上属于自己的漫游寻找之路，在茫然无措的人生旅程中随波逐流，最终达成目标之后，没有半分快意，反而失去生命仅有的意义和支撑，掉入一种更大的茫然之中。他又像现实生活中某个熟悉的小人物那样，活在我们的周围。尽管他几次偏离初心，最后仍旧有惊无险，殊途同归。他的寻找，以混沌、茫然开始，又以混沌、茫然结束，却暗合了命运自身的纹路。也许这才是阮海阔的意义。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先锋小说”早已不再流行，但它的价值和意义绵延至今。正是在“先锋”的余华们的引领下，我们才能从小说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的探讨中，感知个体生存的真实情况，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能更近地触摸到自己的内心。过去我们认为荒诞的，现在成为了现实，过去没有意义的虚无，现在成了大为盛行的常态。不变的是，作家们仍抱以“先锋”的精神，去寻找最好的表达方式，以便与那个精神的故乡紧密联结。寻找是一种命运叙事中的“寻找”母题，是文学版图里的永恒地标之一，数不胜数的故事发生“在路上”，它们曾经那样贴切地陪伴和温暖了我们寻找的旅程。21世纪的第3个十年，故乡已是我们大多数人再也回不去的地方。身心的漂泊由来已久，像一个埋藏一生、如影随形的隐疾那样，将我们困在寻找的旅途中。这部据说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1年的《文城》，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是常年居住在北方的余华，对南方故乡的回忆和想象，是他致敬历史和土地的一段“南方往事”。故事中最摧折人心的部分，集中在林祥福携女寻妻的旅途，以及妻子纪小美一生的命运轨迹。合上书本的时候，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在溪镇那场龙卷风过后，林祥福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迎着霞光第一次走进溪镇的样子；是林祥福抱着饥饿啼哭的女儿，行走在暴风雪中的溪镇街道上，挨家挨户敲门为女儿寻找奶水的样子；是林祥福抱着女儿第二次来到溪镇时，看到冻死在城隍庙前的尸体被收敛，却不知道那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找的妻子小美；是死去的林祥福与小美重逢在野外的荒冢间，只不过一个在回乡的棺材里，一个在坟墓里，两个灵魂相隔了十六年的光阴。纪小美离开溪镇向北漂泊，是为了逃离在旧秩序与旧道德压迫下自己被抛弃的可能性命运。但她从林家抛弃了林祥福和刚出生的女儿之后，选择回到溪镇去直面命运的责难，应该是为了赎罪。林祥福离开故乡向南去寻找妻子和她口中的故乡文城，是因为他自幼孤苦，不愿放弃爱人和生命中一丝一毫温暖的可能性。他在溪镇找到了关于文城的蛛丝马迹，还有久违的家的温暖，因此一呆十六年，甚至把命丢在了这里。尽管如此，他也在死前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就是让田氏兄弟带他回家。林祥福和纪小美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向，走了同样的路线。他们怀揣着两种不同的、注定要幻灭的人生美梦，却让彼此耗尽了一生去追寻。在《文城补》的结尾部分，林祥福和纪小美这两个被命运之手拨弄撕裂的可怜人，以最出人意料、也无人察觉的方式重逢。死亡没有让他们团圆，而是继续将他们隔开在两个世界，一个向南长眠，一个向北回归。“文城”的隐喻是作品的主题。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勠力追寻之物，但不论如何求索，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地让我们与之擦肩而过。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我们成为自己最终的那个模样，并将自己加入到命运最坚不可摧、不容置疑的序列。《文城》依旧是一部“很余华”的作品，书中处处带着余华的印记。只是这一次，他写到的南方，已经不是当年他所擅长表现的那样。作者在小说中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之网，用龙卷风、雪灾、军阀混战和土匪动乱等魔幻情节，将清末民初这个逼仄痛苦的大时代中数个大人物和小人物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与其说这是南方，不如说是一个南方的传奇，是一个传奇人物，一段传奇历史。它仍是我们熟悉的余华式的讲述，直入人心。但比起前期冷漠、粗暴的先锋叙事，它散发着更多温暖、朴素的气息。这是余华的选择和改变。谁也无法强求一位作家永远留在出发之地。读者们也许期待余华可以延续或超越过去的自己，但余华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无论我们出发了多久，去到了何方，终将走上归途。一旦结束了在路上的寻找，精神能否在物质的怀抱中找到安息之地，仍是未知之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继续期待，作家们的下一个故事。（宋沅君）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