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汉文帝霸陵位置确定，引起广泛关注。汉文帝刘恒是古代圣君的典范，后世提到盛世、明君，言必称文景，似乎汉文帝天生就是一位圣明、仁慈、自律的完美政治家。然而寻诸史籍，文帝形象并非后世所言那般十全十美，他也会忧虑、害怕、不自信，乃至有些克制不住的私欲。只不过他从即位之初就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把真实的自己隐藏了起来。那么，面具之后那位真实的刘恒又是什么模样?
一 皇位天降:吓坏了年轻的代王
汉孝惠帝刘盈死后，由于其子被认为是冒认的假儿子，身为刘邦诸子中最大的代王刘恒，突然被周勃、陈平等功臣拥立为新君。
刘恒七岁时就被分封出去，一直在太原安静地做代王，对长安并没有什么兴趣。这种政治上的谦退与寡欲，与其母薄氏有很大关联。薄氏当年以魏豹故妻的身份进入汉宫，偶然间被刘邦临幸后生了刘恒，之后又被冷落，刘恒被分封的那一年，落寞的薄氏跟着儿子去了太原。薄氏一生没有大的追求，只愿陪着儿子平平安安在太原当王。
汉高帝死后，戚夫人因当年受宠而被吕后嫉恨，惨遭人彘之刑，其子赵王刘如意也被杀死。薄氏谦退的态度，让母子二人逃过了吕后时代残酷的宫廷之灾，刘恒谦退的政治态度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所以当公元前180年京城使者前来请他当皇帝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惊恐与怀疑。毕竟诸吕之乱刚刚平定，血腥厮杀过后，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到底安的什么心?刘氏子孙又是什么态度?他一无所知，不敢贸然接受皇位。这时的刘恒，还是个普通人，所思所言所为都是本能反应。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恒的形象包装开始了，刘恒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变化，向后世史书上那个面目模糊的圣君形象靠近。
刘恒从太原出发，到达长安郊外，发生了一件颇有转折性的小事。周勃、陈平等平乱功臣到渭桥迎接新君，太尉周勃突然到刘恒车驾前行大礼，请求借一步说话。周勃意图简单粗暴，要抢在众功臣之前把皇帝玺符送给刘恒，求一个头号拥立功臣的政治资格。刘恒当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年少轻狂、容易热血上头的年纪。普通人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大概率会亲自下车扶起周太尉，热情地问候之、感谢之、询问之。
但他已非普通人。代王中尉宋昌当即阻拦，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1999年首播的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就化用了这段典故。康熙驾崩后，十七阿哥求见新即位的雍正帝，邬思道拦了下来，说道:“若是公事就找张廷玉处置，若是关防就找十三爷，若是私事，天子没有私事。”电视剧化用，说明这一反应实在经典，掐准了藩王向君王身份转变时最准确的点。
作出准确反应的是宋昌而非刘恒，但在史书语境中，宋昌作为刘恒臣子，其反应自然是刘恒政治意志的延伸。宋昌反应得快，刘恒学得也快。周勃当众跪献天子玺符，刘恒有样学样地说:“至代邸而议之。”功臣们早已定调，还需要再说吗?但刘恒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进皇宫而要先进代王旧邸“商议”，众功臣只得面面相觑。
从不知所措到打太极，刘恒从这一刻起，正式转入皇帝状态了。
二 收拾功臣:问鬼神只因内心忧虑
《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过一件汉文帝与大臣召对的事。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如何?”周勃答:“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如何?”周勃又不知，惭愧得汗流浃背。
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应对得很巧妙，决狱是廷尉的职责，钱谷是治粟内史的职责，这些小事去问他们好了。丞相是辅佐天子管理大事的，管好众臣就行。文帝连连称善。周勃自此之后请辞右丞相，汉文帝允准。
这件事发生在汉文帝即位不久，表面上看是君臣之间抖机灵，大老粗周勃斗不过皇帝和陈平，弄得狼狈不堪。但背后大有文章。丞相不管具体事务，这是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文帝以此拿捏周勃，背后有更深的目的。此事过后不久，文帝借口长安城中列侯太多，导致京师供应压力增大，暗示绛侯周勃带头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地居住。离开京城，意味着远离最高权力，周勃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无力反抗。
周勃回到绛县后，再次被打击，文帝将其下狱论罪，扣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钱疏通国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狱。当年那位将百万之军、杀诸吕定社稷的周大将军，不由得哀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周勃真有反心吗?肯定没有。薄太后就质问过汉文帝，他要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反了，为何要等到现在。后世史家解读绛侯系狱，大多归因于周勃是汉初军功集团首脑，汉文帝打击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此说固然有理。但是打击功臣纵有千般理由，不至于一个大老粗这样刻薄。文帝这样无情，大概是因周勃曾杀过汉惠帝刘盈的几个儿子。史学界对刘盈的几个儿子身份多有怀疑，真伪我们且不必论说。汉文帝为什么会对此事产生反应呢?不管二哥刘盈之子是真是假，周勃作为外臣，居然拥有对裁定皇族血缘、身份的权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有一天，功臣集团对刘恒也产生不满，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废而杀之呢?政治家也好，普通人也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往往是一样的。汉文帝断然下令拘拿无辜的周勃，极有可能出于过度忧惧。
掀开历史的帷幕，见到的往往是最本真的人性。李商隐《贾生》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义山一反过往对汉文帝的推崇，辛辣讽刺文帝向鬼神求安慰。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帝内心恐惧忧虑的反应呢?
文帝也对皇族兄弟有过类似举动。文帝把幼弟淮南王刘长逼死，纵容儿子刘启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汉文帝的反应，他罕见地对民间传言作出解释，又尧舜放逐骨肉、又是周公杀管蔡，引经据典看似有根有据，但怎么辨也抹不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汉文帝虽有政治正确的面具，但那个面具只是一个壳子，内心的不安却无人照顾。夜深之际，孤独而阴沉的汉文帝，也不得不求助鬼神。
三 被宣传夸大的节俭
被历史宣传误导的，还有汉文帝的节俭作风。
班固在《汉书·文帝本纪》传论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汉文帝，说他做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确实，汉文帝为政富有仁爱之风，开启了文景时代宽仁政治环境，尤其是他下令施行的“三十税一”之策，连续十三年免除田租，为老百姓带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赋税，这是他不容置疑的伟大功绩。
史家论人喜欢走极端，许多人论及汉文帝往往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以《汉书》记载来说，有一次汉文帝想建一个露台，召问营造的匠人，评估一下需要多少钱。匠人说需要百金，汉文帝算了一下，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也就值一百金，建造露台太浪费，于是断然停掉。
这件事固然反映了汉文帝爱惜民力、不愿浪费，但能据此认定他是个高度自律、始终节俭不浪费的人吗?
《史记·佞幸列传》记载过另一件事，汉文帝宠幸邓通，动辄赏赐给邓通数以万金，而且前后达十几次。
赏给邓通的钱，可以建上千座露台，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汉文帝之前的节俭，简直有一种惺惺作态的作秀感。
如果邓通是出将入相的功勋之臣也罢了，多劳多得，也可理解。但这位佞幸之臣对国家对百姓并无半分功劳，他能从蜀郡一个穷困的船工一跃成为皇帝宠臣，只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个梦，梦见登天时有人推了他一把，那人的装束与邓通类似，邓通就这么戏剧性地实现阶层跨越。
汉文帝找人给邓通相面，相者说邓通最后将穷得一文钱不剩而死。汉文帝大笑，这还不好办，当即下令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行开采铜矿铸造铜钱。
以国家名器为个人赋予财富自由，放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接受。但汉文帝就是这么任性。宠信无德无才的小人邓通，背后的深刻动因，是汉文帝对皇位合法性的深深不安。
他当初即位，高帝嫡子嫡孙已亡，嫡长继承的补救性措施是兄终弟及。那么楚王刘交(高帝刘邦的庶弟)、齐王刘襄(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儿子)都有即位的可能性，汉文帝入长安不肯直接入皇宫，请楚王等人共议，乃是资格不够硬的怯懦。
多年之后他宠幸邓通，把他拔擢到无以复加的高位，说白了仍是为皇位法统增加一点旁证资本。我梦中登天有人相助，现实中就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我当了皇帝，不是天意是什么!
历代君主都会面临个人欲望与政治道德之间的抉择。相对于一些抛弃底线的君主来说，汉文帝控制得更好，基本维持了好的一面，成为了后人眼中的明君。
政治面具掩盖之下，汉文帝的多面性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如今看来，这恰恰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魅力所在。(陈峰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