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传统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慈悲为怀乐善好施民胞物与都是备受提倡的美好品质在古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人有好报这样的思想也敦促了许多善人义士开设慈善机构以救济苍生明清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主要由民间力量兴办的慈善组织善会善堂善会善堂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之下中国的慈善传统也遭遇了西方慈善传统的冲击上海是当时远东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面对陌生的都市社会在西方慈善组织的冲击以及清末民国积贫积弱的政府和动荡局势下中国慈善传统的善会善堂不断创新延续着其救助众生的使命并在上海都市社会的形成及维系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当下的慈善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阮清华在他的慈航难普度中以近代上海民间所办的善会善堂为中心展现了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及新的都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慈善事业是如何发展出其独特的道路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阮清华先后在武汉上海求学对阮清华来说他从乡下进入大城市求学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和陌生的因此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但因为他是学生学校给他最初的城市生活提供了诸多的指导和安排帮助他顺利融入学校融入城市但是阮清华经常想如果一个穷苦的年轻人直接从乡下来城里谋生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他们能寻求谁的帮助呢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城市里并无专门政府部门处理外来人员的求助却又有那么多源源不断从乡村涌入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他们最初如何在城市立足
因此阮清华选择了做慈善史研究这是一个相对受忽视的研究领域阮清华开始关注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进而了解到清末民国上海众多的同乡会馆各业公所宗教组织以及数量惊人的慈善组织在帮助外来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会馆公所和宗教组织等大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慈善功能慈善组织有官办和民办之分以民办为主他们的主要功能也都是救助社会弱势者这种公益慈善功能对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或者本地贫穷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救助机构这深深地吸引了阮清华让他投入到对民间慈善事业的研究中
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更多更广泛地接触到各类民间慈善事业史资料以后阮清华进一步发现近代上海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不仅在救助弱者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还有着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华洋杂处的上海经济发展城区扩张人口增加都与租界的开辟紧密相连而租界既是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产物又是西方先进事物的展示窗口同时也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这种复杂性使得生活在上海的部分华人精英在创办慈善组织方面具有特殊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发展贡献了华人的力量通过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史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管窥上海都市社会东西合璧中外交融的特点更好地理解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复杂多元性
阮清华认为这种复杂性在当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所说当代上海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是非中国模式但已经面目全非与原型截然不同这里的原型既是原租界都市社会也是原英法美等西方都市社会近代上海已经与英美法等西方都市社会有极大不同当下的上海自然更加截然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无论是近代上海的华人精英还是当下的上海人他们都在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并非西方人单独在华创造而是由华人共同参与缔造的上海深深地烙上了华人的中国的印记从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华人精英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发展而不断扩建新建各种类型的慈善组织共同推动和促进了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因此研究近代上海慈善史也为研究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慈航难普度阮清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我们很难简单判断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到底是延续性更大还是断裂性更大
新京报在中国众多传统具有慈善功能的组织中你为何会选择重点关注善会和善堂与传统的官办救济机构宗族组建亦庄义学移民组织的同乡会馆同业公所和宗教组织办的慈善机构相比你觉得善会和善堂有什么样的特征与那些慈善机构相比在实际的慈善事业中善会和善堂扮演了多大的角色
阮清华我重点关注善会善堂主要是因为看到这类慈善组织在进行救助的时候对于受助者没有明显的地域籍贯职业和信仰等方面的规定而是面向所有穷苦大众宗族组织创办的带有慈善功能的义庄义学等主要救助本宗族弱势者一般不服务非宗族成员同乡会馆自然主要为来自家乡的同乡服务同业公所主要服务对象是本行业从业人员中需要救助者当然会馆公所在近代上海实际上有时候同时兼具同乡和同业性质他们的救助对象同样有时候既是同乡又是同业者宗教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有部分主要服务于传教的需要只救助那些接受其教义者或者是潜在的信众但也有部分面向普通大众后者也是我所关注的对象
中国官办救济机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救荒救灾是历代王朝不能忽视的工作此外面向特定弱势群体救济的机构历朝历代也所在皆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隋唐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慈幼局金元时代的普济院暖济院明清时期的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栖流公所等大都由官方设立或由官方支持和倡导兴建而我所关注的善会善堂是明清以来由民间人士兴办的慈善组织用梁其姿先生的话来说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这类善会善堂在传统时代在功能上具有与官办救济机构互补的一面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却重在重新界定社会身份等级诉求往往带着极浓厚的道德性当然到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我认为这些传统慈善组织或者新建的慈善组织其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而所谓道德性的追求可能有所减弱或者说其关注点已经有所偏移
善会善堂在整个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扮演多大的角色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不同时期善会善堂和其他慈善救济组织的规模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我们目前也缺乏对整个上海慈善事业的全面了解和研究所以也很难进行量化比较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去大致了解其时上海慈善事业的规模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设立上海市慈善团体财产整理委员会对全市主要慈善组织拥有的财产进行了统计
小浜正子教授梳理这次调查结果后发现其时上海28家主要慈善组织拥有的房地产总值高达1410万元另外她也推算出1930年上海华人民间慈善团体财政开支规模至少为200万元甚至超过250万元当年上海市政府开支为708万元公共租界工部局开支1950万元法租界公董局开支为662万元华人慈善组织支出规模约略相当于上海市政府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全市三个市政机构财政支出总和的百分之七可见华人民间慈善组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发展和维护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你说近代上海社会与传统乡村社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又不同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江南市镇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空间但是近代上海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理念又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的慈善理念之上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你觉得上海的都市化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总体上来说对于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与传统中国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是断裂性更大还是延续性更大
阮清华在书中我并没有刻意去探究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的断裂或延续的问题也没有刻意去讨论传统慈善事业是否被都市化浪潮打断或改变而是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梳理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实际上有两种发展路径一是既有善会善堂按照传统的模式在继续发展按照传统的方式新组建的慈善组织也仍然在不断涌现这一部分善会善堂无论是从组织形式救助对象还是从经费来源等方面来看都与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没有太大的区别像清节堂保节堂惜字会以及一些小型善堂等
另一种则是紧跟近代化步伐随着时代变迁而及时进行改变和更新这其中既有传统慈善组织主动改革创新适时转型的部分也有完全突破原来善会善堂组织模式和救助方式的新型慈善组织产生如同仁辅元堂由开埠前的同仁堂和开埠初的辅元堂在1855年合并而成二者原先主要办理义冢施棺等善举合并后不断扩充善举传统善举该办全办同时办理修路架桥铺设路灯清扫道路处理垃圾等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市政建设成为上海诸善堂之首
同仁辅元堂图画日报1909年第50期
但同仁辅元堂在发展中也并非完全向现代化转型传统善举仍然继续举办甚至在清末还增设了儒寡会等机构从善款来源来说同仁辅元堂不仅继续购置大量土地以出租求利同时在市区添置房产和地产并在城市化过程中调整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以兴建市房出租并且开始投资于新式债券股票等
可见从善举形式和善款来源两个方面来说同仁辅元堂在近代上海都是在坚守传统中有所创新还有一些慈善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创新慈善组织如上海模范工厂游民工厂无论从资金筹措还是机构运行发展等方面试图将慈善的教养兼施与现代工商业的市场逻辑结合起来都具有全新的意义还有一些完全按照西方标准新建的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等就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慈善组织
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之正面
因此在近代上海开埠后民间慈善组织既有完全按照传统模式继续发展的亦有主动更新创新的也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创办的并没有出现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普遍趋势而是多种模式在竞争与协作中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也很难简单判断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到底是延续性更大还是断裂性更大二者其实并非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随着都市化的发展空间人口财富等都出现了巨大增量各种慈善组织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上海都市化对慈善组织的另一个影响主要在慈善资金来源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都市化的发展市区房屋和土地价值不断抬升租金亦随之水涨船高拥有大量市区房地产的慈善组织获得了充足而稳定的资金而在财富的保值增值方面不仅传统的当铺钱庄等为慈善组织提供了稳定收益各种债券股票等新型投资理财方式也在很多时候给有投资眼光的慈善机构带来更高的回报另外从募款的角度而言报纸杂志等新型传播媒介的产生为面向更广泛人群的善款募集提供了条件也使得上海慈善界大规模地到外地施赈救济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都市化带来的变化中的一部分
新京报书里提到近代上海租界里华洋杂处洋人变成了上海慈善事业的他者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在与洋人的合作中展开了竞争因此是否可以理解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有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的尤其在庚子之变后救济北方被提升到救国保种的高度你觉得民族主义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西方如何刺激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阮清华我的确认为民族主义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这种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华人精英要去与外国人争什么而是表现在他们要表达什么租界建立后外国人先后建立了一些慈善组织包括教会慈善组织救世军童子军乞丐收容所等华人精英随着租界扩展而相应地建立了更多的慈善组织二者都面向普通华人弱势群体都是做公益慈善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争夺什么的问题老城厢慈善组织在租界创办分支机构或者华人在租界新建慈善组织既有基于租界扩张后缺少民间慈善组织的现实需要更基于他们认识到华人若不积极行动起来救助同胞只会让更多外人耻笑或被外人指指点点
即使是在中外合办的各类慈善组织中华人依然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参与以免落后于人而遭人笑话如王一亭就多次在上海华洋义赈会筹款动员会上呼吁华籍会员积极募捐万一寒俭孤陋暗淡无光将何以顾国体而谢外人直接将慈善募捐上升到顾国体的高度可见华人精英们在从事慈善活动时心底确实多攒着一股劲要表达华人在上海租界慈善事业中的民族精神要体现华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王一亭与夫人曹氏像王一亭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西方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影响我想可以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体现在慈善理念方面由单纯的以救助养育维持基本生存为主向教养兼施转变即在养的同时更强调根据受济者的年龄智力身体等方面的情况而酌情教授不同的技艺俾其通过技艺自行改善处境或在学会一技之长后能自谋生路
其次是在善会善堂的管理体制方面董事会制委员会制被普遍采用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举主事者改变了此前由主要创办者及其后人垄断善堂管理的做法再次在选择受助对象的时候不再排斥那些有道德污点的弱势者如我在上海游民改造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近代以来游民问题在性质上几经变换从道德伦理问题变成社会经济问题再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成为一个集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但不再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传统的善会善堂拒绝救助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但到近代上海因为游民成为都市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而受到了慈善机构的关注甚至成为重点收容教养的对象这一转变也与西方济贫法对游民的规定有契合之处
慈善之网的力量是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中除了简单地救助弱者安葬死者之外许多慈善机构还参与了许多有市政建设性质的项目有人认为这是地方自治的起点比如当时的慈善机构还设有像救火会医院等可能本该由城市政府主导的公共性服务机构在辛亥革命后慈善事业成为了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之一你觉得慈善组织在当时上海的城市化和民间社会的成长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看成上海民间社会成长的例证吗在当时的地方自治中慈善机构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阮清华近代上海善会善堂组织有一个明显由小到大由孤立到联合由个体到群体的发展过程我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和讨论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我认为近代上海善会善堂组织起来了一张覆盖全市影响遍及周边甚至波及海外的慈善网络从19世纪晚期以来在历次大规模的灾难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上海慈善组织的身影甚至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美国水灾救济中也有上海慈善组织在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这张慈善之网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这毫无疑问是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力量茁壮成长的标志性事例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这样的慈善之网并非总是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和扩张如果缺乏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这张网是很容易被撕破的随着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不断加强对民间社团组织的管控民间兴办慈善组织的兴趣即大为降低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到民国后期上海慈善之网已经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也可以看成上海民间力量分崩离析的例证
慈善组织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一直是上海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最大的慈善组织同仁辅元堂是地方自治之起点我认为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地方自治如果只是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事的定义出发慈善组织无疑办理了地方之事可以作为讨论自治的事例
但是如果从地方自治要争取和分享国家权力的角度而言我没有发现上海慈善组织通过慈善活动或者是其他事情去分权夺权的史实更多的材料显示上海慈善组织的确在基本的市政建设和维护方面曾经发挥过作用尤其在清末国家推行地方自治前后同仁辅元堂作为上海最主要的慈善团体其原先举办的诸多善举就被划入地方自治的范畴而且由于同仁辅元堂的房屋建筑和地理位置足以为自治机构提供办公场所所以成为了地方自治的活动中心但无论是参与地方自治活动的人员还是自治活动的内容都远远超出慈善界和慈善活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我觉得善会善堂和慈善界人士在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多有参与但也不宜过于拔高其地位
新京报你的研究反驳了有关清末江南慈善组织小社区化的发展方向认为其开启了新方向反而超越地域观念的束缚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庚子之变中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得到了联合和团结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还发动了媒体的支援声势浩大为何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能够积极地超越地域限制这是否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一方有难多方支援这种跨地域的民间救助行动的一个起点
阮清华近代上海也有一些小社区慈善组织但我认为不是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反而是很多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慈善组织建立起紧密关系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慈善群团甚至可以叫慈善集团他们在近现代上海都市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重要慈善活动的支柱性力量并最终为上海慈善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海慈善机构超越地域限制开展跨界救助活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际上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天平天国运动时期同仁辅元堂就曾救济了许多南下的外地难民丁戊奇荒18771878年时期上海慈善组织与江南义赈诸公共同参与了广泛的华北旱灾救济此后各地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后无不向上海慈善界求助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上海慈善界的跨地救援是有一次突破这次的突破表现在首次采用红十字会模式并得到各地官绅支持同时还充分利用了报纸等新兴传媒的力量因而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
清末饥荒膘肥脑胖的赈灾官员对瘦若枯柴的灾民不屑一顾民间慈善机构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救灾济困的生力军
虽然我不认为庚子救援是跨地域救援的起点但这次救援活动所创立的这种模式的确为此后中国慈善事业所继承和发展无论是此后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还是现代传播媒介在救灾募捐中的巨大作用甚至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都在此次救援中初露端倪或开始形成
同时具备商业和公益特性的游民工厂创举能为当下的慈善事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慈善模式让我想到了现在西方流行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企业模式同时具备商业和公益的特性你是如何看待游民工厂的这个创举在慈善史上的意义对当下的慈善事业有什么样的启发
阮清华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确是近代上海慈善界的一个创举我当初发现这个案例的时候也是十分惊讶因为其设计初衷是希望通过将市场与慈善二者结合起来创办一个可以永续不断发展的慈善组织虽然听起来像永动机一样有点儿玄但我还是被这个创意吸引了因此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我曾推测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模式可能受到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家创办的模范工厂的启发但缺乏史料证明创设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募集慈善基金开办现代化的工厂生产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参与市场竞争以获取正当收益但该收益除了维护工厂和工人的正常开销外不作为利润用于资本分红或分配给投资人而是用来维持附设的游民工厂的运转
游民工厂以简单手工和半手工生产为主重点在于通过工厂工作一方面对入厂游民进行劳动教育和改造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教授其简单工艺使其能够在出厂后自谋生路以免再次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理论上游民在厂劳动所获大部分归个人所有由工厂先行保存待其学成或者改造好后出厂时由工厂财务与其结算这样在游民工厂工人出厂时不仅能学会一定的技艺更会获得一定的现金收入可以去工厂找一份工作或者自己做一点小买卖从而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设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模范工厂创办之初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很有竞争力工厂出产的双十牌甚至成为当时上海的名牌产品可惜的是该工厂耗资百余万前后不过维持5年时间就关门大吉了目前对该工厂的经营状况因为缺乏史料而依然不清楚但是模范工厂作为现代企业却又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不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可能导致其效益越来越低最终无法维持更重要的是游民工厂工人都带有强制改造性质游民并不乐意到厂接受改造也对获得的那点微薄收入缺乏兴趣因而经常破坏机器或者闹事导致游民工厂也无法维持运转
模范工厂游民工厂作为近代上海慈善界的创新举措之一即使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我认为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首先模范工厂通过发行慈善奖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开辟了慈善资金新来源这实际上与现在发行的福利彩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次其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办慈善事业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但在如何落实上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
再次纳游民于现代企业集改造与教授工艺于一身的做法对于解决游民问题具有启示无业游民是最缺乏组织纪律性的群体而现代机器生产却是培养和锻造纪律严明的工人队伍的最佳场所将游民投入现代企业生产无疑是解决他们散漫无所事事状态的好办法关键当然还是如何落实的问题要在自由选择与强制劳动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既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能为慈善救助开辟新途径
慈航为何难普度
新京报你说慈航难普度其中之所以难普度是因为有些被救济者并不领情有些救济者并不完全接受救济但你在书里好像没有特别展开论述为何有些被救济者不领情或不接受救济为何这些被救济者不领情或不接受救济
阮清华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如何判断谁是弱势群体哪些人需要救济和需要何种救济的问题许多无业游民乞丐妓女以及一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谋生方式习惯于自由散漫的生活状态他们中很多人就不愿意接受慈善机构的救济慈善组织和市政机构可能觉得这些人影响市容市貌威胁社会秩序稳定因而需要将他们收容起来进行救济
但慈善救助的场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太好救济标准也不会很高而且所内都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需要遵守所以很多人宁愿在外流浪也不愿意接受救济那些被强制收容入所的人就想方设法逃出去甚至破坏所内设施捣毁生产机器等1906年秦锡田在陈行题桥创办的课勤院以收容改造游民为主耗资甚巨五年后被院内生徒捣毁前述模范工厂游民工厂中也经常有类似事件发生
所以慈善救济一定要有针对性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救济手段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也不能简单地提供统一的物品救济而应该采用多样化精细化的救助使受救助者真正既能解决面临的困境又不因此造成新的苦闷和困惑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慈善是需要用财用力的活儿更是需要用心用情的活儿
1869年11月18日的上海新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常有流氓乞丐将新死不久的小孩尸身上的衣服剥去将小孩尸身送往同仁辅元堂请赏的恶劣行为近代上海慈善救济事业在管理上仍存在很大漏洞让流氓无赖有可乘之机
新京报你在书里认为被救济者并非任人宰割之辈难民也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我们经常形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的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否是有问题的在寄柩所风波1946年后大量苏北难民进入上海无处栖身占据许多各类寄柩所中难民和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救济与被救济的关系双方是否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在寄柩所风波风波之外其他时候的被救济者的表达是否也那么有力量
阮清华一盘散沙这一说法有特定含义在某些具体的场合其实可能就不适用寄柩所风波中的难民群体在各自占据寄柩所后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驱赶压力慢慢地自行组织起来采用共同行动来与慈善组织同乡团体以及政府部门等进行交涉无疑是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占据寄柩所的难民群体在慈善组织的救助对象中具有特殊性不能作为一般受助者的代表但我在书的结语部分简单讨论过受济者网络的问题
近代上海的慈善活动结成了一张张巨大的网络既有慈善组织之间的网络也有慈善家群体之间的网络还有在慈善组织里工作的人员网络当然受救济者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网络受救济者的网络未必有什么组织形式但相互之间可以交流信息也在某些特定时期可以约定采取共同行动被救济者的表达是否有力量或者说力量的大小问题其实比较难以回答但是慈善组织救济标准的提高堂内救助条件的改善等往往都不是慈善组织主动进行的而是由受救济者的反馈和要求实现的另外那些受到强制收容被迫接受改造的被救济者往往通过群体的力量进行反抗像前面提到的那些捣毁机器和机构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看作是被救济者表达的结果看起来也是很有力量的
清末民国上海的慈善经验对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发
新京报你对比了当时上海杭州宁波北京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上海独胜一筹有自下而上的慈善网络成为了当时的慈善之都为何上海能力克这几座城市成为当时的慈善之都这对当下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发
阮清华本来我选择这四个城市进行比较是缘于资料的可获得性但在比较中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这几个城市正好是处在晚清中国城市的四个等级中北京京师是都城杭州是省城宁波是府城上海是县城上海处于城市行政等级的最末尾当然道台衙门也驻上海县城内但是开埠以后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超过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民间慈善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自身建立了众多慈善组织而且许多全国性慈善组织的总部或基地都在上海中外合办的各种慈善组织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在各地发生灾害需要救济时上海又成为各种募资机构活动的中心被时人称之为慈善之都
上海成为慈善之都相较于其他几个城市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原因很重要首先当然是经济发达财富集中许多人赤手空拳闯荡上海滩抓住机会迅速发家致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为慈善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更多的人虽然可能没有积累大量财富但也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集腋成裘同样可以为慈善事业提供大量资金
其次上海城市管理上的特殊性近代上海一市两制三方四区的行政格局导致没有全市性的市政管理机构这为民间组织的活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在1927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前即使是上海华界的管理也比较松散许多事情只能由民间社团去处理或者无人过问在近代上海政府管理的相对宽松甚至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广泛兴起
再次上海开埠以后各种慈善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十分活跃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慈善思想外来各种宗教慈善思想以及西方社会福利和公益思想等都纷纷传入上海这也为上海各类慈善组织的广泛兴建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些因素要么是上海独有的要么是上海特别突出的其他几个城市的慈善事业在近代也有发展但都不具有上海这么大的优势我觉得这是近代上海能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对我们当下来说至少有这么几点启发第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不会消灭慈善事业反而会开拓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空间因此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发达慈善事业应该从简单的救生助葬向提供更好的生命体验服务转变向更好地提升生命质量拓展
其次无规矩不成方圆但过于严格和繁琐的管理也会影响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和运转政府需要对慈善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但管理不能通过设置大量严苛的规章制度给热心慈善者添加太多额外的负担让他们不胜其烦否则将会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就曾引发慈善界的抵触其管理政策出台后新建慈善组织的数量就大为下降
再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维持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代上海大型慈善组织既拥有庞大的田产用来出租招佃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在都市化发展中郊区变市区田产变地产房产租金收益日增并逐渐成为主要来源另外各种新式理财工具也为慈善组织提供了可观的金融收入这些稳定而来源多样化的收益保证了慈善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当下慈善组织需要更多借助现代都市化发展的东风更好地利用各种新式理财工具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采访徐悦东
编辑张进李阳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