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内容均为本人读书笔记，摘录自《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特此说明。）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7.5英里（12千米）——会使以色列暴露在将本国拦腰截断的敌对行动之下。其次，以色列人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地区仍在约旦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人则控制着俯欧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此外，以色列人还相信随着苏联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提供装备有最新技术的武器系统，他们的战略优势——相比其阿拉伯邻国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武器——将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1967年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巴勒斯坦潜伏者由叙利亚跨境袭击以色列，两国间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将本国军队调整到戒备状态。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威胁说如果叙利亚不停止挑衅行为，以色列将发动进攻。4月，口头威胁升级为敌对冲突，以色列战机与叙利亚空军在叙领空展开缠斗，以空军击落了6架叙利亚米格战机，其中两架在大马士革郊区坠毁。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双方敌对行为的突然升级，将整个地区拉到了战争的边缘。在这一高度紧张的时刻，苏联却选择向埃及当局泄露一条虚情报，声称以色列部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国幻影战斗机轻而易举地击落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空军的最先进米格-21战斗机，这无疑令苏联感到痛心。埃及与叙利亚签署了共防御条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人向叙利亚开战，埃及人将迫参战。或许苏联人想通过虚假情报来动员埃及人，以两线作战前景来遏制以色列人。尽管纳赛尔有准确的情报——包括航拍图片——显示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未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兵力，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表现得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也许纳赛尔希望不开一枪一炮就能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首先散布关于叙利亚受到以色列威胁的苏联情报，然后将部队部署到以色列边境以构成震慑，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队已远离叙利亚边境，从而证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压力下完成撤退的。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纳赛尔继续在苏联虚假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军队在5月1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西奈半岛一侧集结。这一误判将被证实为导向战争的第一步。纳赛尔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切实可信的威胁。考虑到手下5万人的精锐部队仍受也门战争的牵制，为集结必要的兵力，纳赛尔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预备役军人。他还需要包装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埃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以色列人展现出真实的威胁。为此，纳赛尔在军队部署中安排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检阅期间横穿开罗市中心，以便享受民众的欢呼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的部队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开罗街头，”阿卜杜·加尼·盖迈西将军抱怨说，“一览无遗且所有人都看得见——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媒体报道了这些行动，而这与所有的安全原则和措施都背道而驰。”川流不息赶赴前线的士兵队伍，激起了公众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期待，而这场战争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严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纳赛尔数百万的支持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埃及军队将带领其阿拉伯盟友战胜以色列有片刻的怀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时，埃及军队却并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似乎其庞大的规模就足以对以色列人构成恫吓。同时，正如盖迈西后来反思的，“以色列已经在最佳环境下不动声色地为战争做好准备”。以色列战略家对埃及军事部署的规模和装备了如指掌——他们不仅在之前数月的时间内搜集了详细的情报，而且在电视上也看得一清二楚。埃及军队到达西奈后，开始与联合国紧急部队面对面地相遇。该部队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岛的，目的即维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该部队共包括驻扎在41个观察站的4500名国际战士，这些观察站位于沿埃以边境的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夹在埃及部队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联合国部队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两军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区，埃及军队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可信的威胁呢？于是埃及总参谋长致信联合国紧急部队长官，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以的东部边境。联合国部队长官将这一请求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后者回复说基于主权埃及有权利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其领土，但他仅接受联合国部队的完全撤离。吴丹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撤出该部队位于东部边境的部分同时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维和部队将毫无意义。经过对联合国秘书长答复的慎重考虑，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终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最后一支联合国部队于5月31日完成了撤离。突然之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缓冲地带，两国间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是纳赛尔的第二个误判，也让他离战争更近了一步。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为纳赛尔制造了一个未曾预见的外交难题。1957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维持蒂朗海峡向所有船只开放，无论这些船只的国旗或目的地如何。这促成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红海自由航行。联合国部队撤出后，蒂朗海峡主权重归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邻国开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驶往埃拉特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气氛中，纳赛尔最终屈服于压力。他召开了一次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总理西德基·苏莱曼、议长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其他自由军官领导人。“现在我们集结在西奈半岛，”纳赛尔表示，“战争的概率是五五开。如果我们关闭[蒂朗]海峡，战争肯定100%要爆发。”纳赛尔转向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问道：“阿卜杜·哈基姆，军队做好准备了吗？”阿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领袖！我以项上人头保证！一切都完美无缺了。”2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驶往埃拉特的油船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对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判断非常准确：对以色列而言，对其海路航线的威胁已然构成战争的理由。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经放弃了任何避免战争的努力。对于1948年、1956年两次失败的战争以及一系列小规模的袭击，阿拉伯公众仍感到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击。官方电视台对埃及部队动员情况的详尽报道，也提升了公众的预期，似乎清算的时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国家间开展合作，意味着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也飞往开罗，将其命运与纳赛尔绑定在一起。现代化的武器、统一的意图、强有力的领导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这一切虚张声势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缺乏准备。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战争的教训，他们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计划。尽管相互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埃、叙、约三国间并不存在军事协调，更别说击败如以色列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所需的战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将其财政与军事资源浪费在也门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装部队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在也门，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场战争时自缚一臂。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埃及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响应他的动员，信任他的领导。他们极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坚信他将成为拯救者。因此，纳赛尔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处于胜败的关头。由于他的每一次误判使得他更接近战争，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战争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埃及的战争动员在以色列激发了深沉的危机感。由于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以色列公众指望着政府的承诺，也变得更加焦虑。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为首的将军们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行动足够迅速，在敌军建立起巩固的阵地并协调好进攻计划之前，以军有能力击败每一支阿拉伯军队。内阁会议中分歧愈发严重：艾希科尔担心在三条战线上与埃及、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即使是已退休的鹰派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对拉宾的战争动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你已将国家引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处境，”他温和地批评拉宾，“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被孤立了，你要负全责。”在关闭蒂朗海峡与战争爆发之间的两周是一段极为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被称为“等待期”。以色列公众担心他们国家的根本生存，对他们的总理缺乏信心，因为后者看起来过于优柔寡断。5月底成为事态的转折点。由于在联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尔被迫任命强硬的退役将军摩西·达扬进入其内阁担任国防部部长。达扬进入政府使得内阁的天秤倾向了主战派。在得到美国在战争爆发时将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以色列内阁于6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将军们立即采取行动。1967年6月5日早8点，约旦阿杰隆的一部预警雷达监测到了由以色列空军基地出发、驶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战机。约旦操作人员立即向位于开罗的埃及空军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国防部传达警报信号。但他的警告却没有被听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将其收音机调到了错误的电台，国防部值班的军官则未能向部长传达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优势下发动了战争。在多批以色列战机驶向埃及领空的同时，埃军总指挥阿米尔元帅正和几名高层军官搭乘一架运输机，前往西奈检阅空军和步兵阵地。西奈的高级指挥中心负责人阿卜杜·穆哈辛·穆尔太吉将军正在泰马达空军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军队的最高首领。他回忆说：“8点45分，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机场，摧毁了所有的埃及战机，还对跑道进行了轰炸，使之无法继续使用。”由于无法着陆，阿米尔的飞机被迫飞回了开罗，而西奈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受到了攻击。恰恰在同一时间，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斐伊正陪同伊拉克总理塔希尔·叶海亚参观苏伊士运河区。他们于8点45分降落在法伊德机场，正赶上第一波以色列战机发动袭击。代表团乘汽车返回开罗途中，每经过一处空军基地都会看见成排的烟柱滚滚升起。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对埃及空军的绝对优势，歼灭了后者所有的轰炸机和85%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飞机跑道也遭受重创，以至于其他战机也无法继续使用埃及领空。事实上，纳赛尔曾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借用其米格战机，之后才意识到埃及空军基地所受重创已使其无法部署这些飞机。埃及空军完全瘫痪后，以色列继续将矛头转向约旦和叙利亚。根据6天前与纳赛尔达成的防御协议，侯赛因国王已将其军队置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埃及指挥官命令约旦炮兵和空军向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动进攻。规模有限的约旦空军出动了头一批架次，随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刚刚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战机的袭击。仅用了两个批次，以色列人便歼灭了整个约旦空军，包括飞机、跑道和基地。他们随即向叙利亚人发动袭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消灭了叙空军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一旦取得制空权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几波地面部队，试图歼灭其阿拉伯敌人——埃及、约旦、叙利亚，以避免同时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他们先从西奈动手，派遣了约7万名步兵以及700辆坦克来迎战该地区约10万兵力的埃及部队。经过6月5日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占领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线，在黄昏时已控制了西奈东部的战略要冲艾布·欧维格莱。埃及人进行了反击。次日清晨，埃及指挥官命令一个装甲旅尝试夺回艾布·欧维格莱·盖迈西将军是一位见证者。“我目睹了一个装甲旅遭到攻击。那场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飞机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昼之下穿越空旷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成为轻松的射击目标。”到下午时，埃及人已放弃了进攻。在未咨询战场指挥官的情况下，陆军元帅阿米尔贸然下令从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重整部队。由于完全缺乏组织与协调，这次撤退将埃及人的败局转变为溃败。盖迈西回忆自己目睹了部队“在敌方不间断的空袭之下……以最悲惨的方式进行着撤退，米特拉山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散布着尸体、起火的设备和爆炸的弹药”。既然埃及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色列人便转向约旦战线。在6月5日空袭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轰炸了固守约旦河西岸的约旦装甲部队。6月5日夜间，以色列继续对耶路撒冷和杰宁的约旦阵地进行联合攻击，直至黎明时分空军再次发动空袭为止。至6月6日，约旦地面部队已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内，在杰宁的守军则准备撤离。侯赛因国王亲自赶往前线来判断战场的局势。他回忆道：“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幻影般的失败景象。路上塞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各类车辆，有的扭曲变形，有的开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时还冒着烟。这座大坟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组不等，一个个遍体鳞伤、筋疲力尽，绝望地试图从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下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当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以色列的幻影战机群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轰鸣。”侯赛因国王继续坚持抵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脱离阵线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从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地位。但停火对约旦而言来得太迟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与约旦达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区的约旦阵地也已经土崩瓦解。6月8日，叙利亚和埃及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利用有利形势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占领了戈兰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埃及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震惊，便诉诸幻想来争取时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开罗官方报道称击落了161架以色列战机。叙利亚人如法炮制，宣称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击落了61架以色列战机。一场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就此开始，假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播，随后由政府控制的报纸转载，这让阿拉伯世界民众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战败。一位埃及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从广播中收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整个世界都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推进到特拉维夫郊区。”至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愿意承认的挫败，他们将之归咎于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共谋。在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声”便开始广播对美国的指控：“美国是敌人。美国是以色列背后的敌对势力。阿拉伯人啊，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生命的杀手，是嗜血的恶魔，正是美国妨碍你们消灭以色列。”事实上，纳赛尔专门联系了约旦国429王侯赛因——后者在阿拉伯进步阵营中因其与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声明中协调一致，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收益归因于英、美的共谋。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译的轻率的电话交谈中，纳赛尔为侯赛因国王的默许而欢欣鼓舞。“我会发表一份声明，”纳赛尔解释说，“你也要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会确保让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指责美国和英国战机从其航空母舰上参与了对我们的空袭。我们会强调这一点。”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发动对埃及侵略这一事实，也增加了阴谋论谣言的可信度。阿拉伯领导人所推动的虚假宣传攻势仅仅延缓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公民揭示其失败的惨重程度：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的完全失败，广阔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的事实。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骗的阿拉伯民众仍在庆祝胜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欢腾的人群在组织胜利庆典，从未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在向他们撒谎。安瓦尔·萨达特回忆了当他看到自发的游行队伍“庆祝我们的媒体每小时推出的关于莫须有的胜利的报道”时的那种绝望感：“他们在庆祝一场想象的胜利——庆祝一场实质上的失败——这一事实，使我对他们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时对那些欺骗了他们和整个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厌恶。”萨达特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时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那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那一刻终于在6月9日来临。当日，纳赛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这次“逆转”承担全部责任，并递交了辞呈。他称这场战争为“大挫折”。他坚持指控英、美与以色列人合谋，宣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试图主导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现在美国成为急先锋。根据萨达特的回忆，纳赛尔表示美国“希望独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统治’埃及。由于纳赛尔不允许这一愿望的实现，他别无选择，只有下台并交出权力”。就在广播之后，开罗的大街小巷迅速挤满了示威者。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男人、女人与儿童，被一种危机感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协调一致，共同发声，呼吁纳赛尔留任。”接受战败的震惊对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够困难了，他们不想在没有纳赛尔的情况下承担这一切。对埃及人而言，维护他们的领袖正是抵抗失败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这一次是美国而非英国”。萨达特称，连续17个小时人们拒绝离开街道，直到纳赛尔最终宣布撤销了辞呈。尽管同意继续留任，纳赛尔自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大挫折”中恢复过来。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萨达特对其前任并不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他就曾回忆，1967年战败后，“各地的民众如何嘲讽[纳赛尔],将他视为一个笑柄”。阿拉伯巨人纳赛尔跌下神坛，这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片刻的喘息。过去一旦与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们就要面临纳赛尔宣传机器通过“阿拉伯人之声”广播而散布的激烈攻击，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这一时刻并未延续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内部威胁迅速增长。正如1948年战争后所发生的，民众幻想的破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被复兴党领导的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被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被推翻，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1967年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的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他们相信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正把阿拉伯世界带入苏维埃阵营，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在失败中名誉扫地。而纳赛尔则开始相信自己的虚假信息，即声称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参与了战争。最初，这只是为了转移国内批评的烟幕，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一种信念，即美国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中，利用以色列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处都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勾结来解释那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失败。因为美国在1967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事后来看，我们知道纳赛尔关于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参与战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了一艘美国侦查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军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人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次袭击，尽管很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攻击，使美国人无法监控他们在战场上的通信信号。不过，这样一次无缘无故且造成美军如此重大伤亡的袭击行为，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得到宽恕，这一事实已然反映出美、以两国间全新的特殊关系的本质。“六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样明显趋于强硬。自1948年这个犹太国家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曾几次主动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几次秘密外交。1954年，纳赛尔曾与以色列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63年，侯赛因国王则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所有与以色列人的秘密谈判都夏然而止。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纳赛尔和侯赛因都希望通过协商，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阿拉伯领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却将二人彻底边缘化。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将通过对此次峰会决议的遵循程度来衡量。国际社会仍希望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达成一项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当联合国于1967年11月就这一议题展开辩论时，发现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产生了分裂。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为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决议呼呼“以色列军队撤出在当前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从而换取“对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权利的尊重和认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仍是后续关于阿以冲突的一系列“土地换和平”倡议的基础。该决议获得了埃及和约旦的支持，但却未能赢得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喀土穆峰会所制定的“三不原则”排除了第242号决议所隐含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顽固的不妥协立场，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连续输掉三场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只愿接受从一个强势的立场来与犹太国家展开谈判。1967年之后，这些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无力展开谈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东西最多。自从被驱赶出其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20年内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独特民族。自委任统治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被称呼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采纳了以色列人作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依旧仅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国建立时选择留守其家园的人口少数，或者是“阿拉伯难民”，即那些为躲避战乱而逃亡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对西方公共舆论而言，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将被他们的接收国吸收。1948-1967年间，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宣称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质疑她这一明显出于自利考虑的说法。巴勒斯坦人这种缺乏民族诉求的现状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联合国辩论之中。尽管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第242号决议在当时却意味着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终结。“土地换和平”原则在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狭小领土归还于埃及或约旦的监管之下的同时，将承认以色列在民族国家集团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国家将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两次战争中作为难民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再有国家。拒绝第242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其事业的公正性。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